《古兰经》的历史表明从一个口头传统走向固定文本，从多种版本走向单一的正典版本的复杂过程。书面文字接替了对神明启示见证的记忆。它同样也是一种权力工具，树立了一个得到认证的官方版本。奥斯曼的版本遭到了某些抵制。经文形式本身和所使用的书面文字的特殊性，还使得阅读《古兰经》变成一个复杂的过程，信徒的记忆必须补充文本缺失的或者有时是模糊的文字。
    事实上，导致《古兰经》的一个版本走向正典化的历史过程延续了多个世纪。如果说各种异端版本可以从物质上加以销毁，那么终止它们的口头传播则比较困难。为了强制推行奥斯曼版，在18世纪初进行了书写文字本身的改革（采用粗体书写法--scriptioplena--，即用区分点和区分符号的形式来标志元音）。与确定《古兰经》书法（及其地区的差异）并举的是正字法的规范化，亦即一种将《古兰经》的各篇分开，用标题来标明各篇，使各节的划分一目了然的拼版。所有这些改革和矫正促使一个文本的文字读本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替代了只凭最初的经文选的“固有意义”--个人记忆在其中具有能动的作用--进行的阅读。
    《古兰经》的形成是同伊斯兰教的历史不可分割的：逊尼派的传统与十叶派的传统显然是通过对于文本的不同版本的选择而确立的。在“诵读”形式下进行的口头传授，借助一系列中介链表明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知本人教导，它不断地同书面传统发生互动作用，以界定对于神圣经文进行诠释和评注的空间。
    在中国，儒学典籍的历史遵循一个与此不同的脚本。（注：笔者在这里推荐陈安妮的综述：《网络与连锁--儒学传统内部正典形成溯源》（LaTrameetlaChak1na04.jpgne:Auxoriginesdelaconstitutiond'uncorpuscanoniqueauseindelatraditionconfucéenne），载于《远东-远西》（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1984年，第5期，第13～26页。这篇论文之后又出版了她的著作《汉代儒学研究--对于典籍注释传统的确立》（k1na03.jpgtudessurleConfucianismeHan:l'élaborationd'unetraditionexégétiquesurClassiques），巴黎，高等中国研究所，1985。）这种典籍宝库的形成是渐进的：自汉代的五经始，到宋代增加到了十三经。这样的演变反映了某些新的文化要求。如果追本溯源，孔子在选择和确定远古传下的各种文本方面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注：参见S.切尔尼亚克：《中国宋代的书籍文化与文本的传递》（BookCultureandTextualTransmissioninSungChina），载于《HJAS》，1994年，第54期，第15～17页。）孔子通过一个既是编辑又是著述的工作，将这些传统付诸成型。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Ⅶ。1（2），法文版由陈安妮译。）只有通过这种奠基性的决策，才有可能进行传授：重组中国历史的时序，形成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承认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文本具有权威性和教育价值。
    这些文本并非借助神的启示来传播，不具有神圣的来源。它们界定了一种伦理的、审美的和智性的境域，而这种境域在国家文化的发展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反映了自汉代以降帝国权力的统一意志。典籍也者，乃是用来阅读、思考、评注的书籍，超出了休闲养性范围的一个教育工具。正是一些评注和教学的实践活动首先促使这些文本的经典化，而汉王朝将它们置于国家正典的中心，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工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行政管理精英的手段。帝国权力试图通过强制推行文本的官方版本，来控制典籍的传授。有时，这种官方版本铭刻在石碑上，以便更好地保证其万世不变。自10世纪上半叶始，木版印刷发挥了与此相同的作用。从此有了私人抄本必须遵循的基准文本。印刷在其发轫之初，乃是一个经典化的工具。（注：参见S.切尔尼亚克：《中国宋代的书籍文化与文本的传递》（BookCultureandTextualTransmissioninSungChina），载于《HJAS》，1994年，第54期，第19～21页。）但它的发展终究使这种严密的政治控制无法维持。
    从那时起，就有了皇室控制下的国家编修委员会确定的官方版本和官方解释。皇家图书馆为这项工作提供场所。而且，儒家典籍构成了书目分类中的第一个类。（注：参见让-皮埃尔·德雷日：《手稿时代（10世纪之前）的中国的图书馆》（LesBibliothèquesenChineautempsdesmanuscripts（jusqu'auX[e]siècle），巴黎，法国远东学院出版社，CLXI，1991，第2章：《书目分类》（LesClassificationsbibliographiques）。）文本和评注的修正则是在这些图书馆中工作的高级官员和学者的中心任务。
    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这些文本的观点的差异、变动的历史。很快，两个版本，即一个所谓“古文版”与另一个所谓“今文版”--汉代皇家编修院正式承认的版本，进入竞争状态。对于保持典籍真实性的关注，周而复始地导致人们去研究典籍中的增补和错误。考据的活动成为怀疑主义的根源，它也许适得其反，可能损害典籍的权威性，否定国家的正典。
    《旧约》和《新约》，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吠陀，佛经则提供了定型和传播的又一类不同脚本。这些文本乃是某种文化和社会围绕其展现的磁极。它们的伟力不受时间和地域界限的限制，正像拥有圣书的各大宗教今天仍然证明的那样。它们被赋予一种固有的权威性，同样也规定着当局的某些立场：它们的文字形式和意义的保证。观点、规范和解读的差异，传播技术和形式的演变与断裂，也标志着历史的沉浮。正统的解释是怎样形成和强制推行的？它们是为哪些权力和哪些利益服务的？一种正统学说怎样才能被新的解释范型否定乃至取代？进行着竞争的各个解释学派的地位如何？某些竞争着的传统之间的危机和论战如何得到解决？一个文本有可能被革出经典之门，那么是根据什么程序这样做的，并且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一种独立的和世俗化的文献学？最后一个问题乃是欧洲文献学历史的核心。在欧洲并存着地位不同的两大典籍--古代经典以及《新约》和《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