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订旨在重构和消除一系列偶然性的篡改，歪曲文本先前状态或原始状态的一系列有意或无意的操作。如果作者的样本被保存完好，那么文本的原始状态可以直接看到。但最常见的是作者的样本业已失传。于是，校订的工具只是文献学家的推测，这种推测依据或者并不依据其他手稿的证据，亦即同一文本的各种不同样本之间的比较。不同样本的经验比较，乃是走向所有已知手稿系统筛选、分类及其亲缘纽带视觉化的一个阶段。
    假如校订不依据得到证实的异文，那么它就须调动校订者的天分。这属于一种“占卜”形式。出版者享有了作者的权力：他在对于作者的语言状态、学说、风格或者甚至思想所做的设想的基础上，针对文本的某一文句作出断定。
    由此可见，纠正错误乃是欧洲文献学传统的核心。它是一个启发式的工具，因为在这个学科的最近的各个演变阶段中，它使手稿的传统条理化。讹误的类型不仅可以界定某些手稿的族系，而且也可以界定偏离假设的或者可观察的原始状态的逐步传讹的若干阶段。
    德国文献学家保罗·马斯有一部方法论著作最初发表于1927年，尽管相对说来较为简短，却多次再版并有多种译本，其中包括一个英文译本。（注：我们援引的是它的英文译本，这个译本收入了德文第3版的修订。见保罗·马斯：《校勘》（TextualCriticisml），由芭芭拉·弗劳尔译自德文，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8。）在这部著作中，马斯明确地定义了校勘这一概念：对于讹误传播的准流行病学的考察，可以相对断定手稿资料的日期。原型被定义为在手稿传播分化之前的文本状态，归根结底也就是没有接连不断的抄写者引入的讹误的文本。讹误被理解为一个可以传播的自动积累过程。
    马斯当时提出了一系列规律，我们在这里试举几例：
    --如果手稿A出现手稿B的所有错误，而且比手稿B所固有的错误多一个或几个差错，那么手稿A派生自手稿B；
    --如果手稿A和B同其他各种手稿比较，出现同样的错误，而且各自具有一个或多个自己的特殊错误，那么它们来源自不同于其他各种手稿原本的同一样本；
    --如果例如在派生自同一部已经失传手稿的两部手稿之一，某一异文可以被确认为一个可以解释的错误，那么应该保留另一部手稿的异文。
    各种讹误可以使我们确定手稿的源流，而且也可以使我们在比树形分叉更高的直接层次上重新找到正确的文本。保罗·马斯试图把一个可预见性原则和逻辑规律引进一个相反只是随机的过程之中。为此，他借助于讹误传播和手稿交感系谱学模型。在传播的特定时刻引入的一个讹误，构成在传统的以后各个阶段可以定位的一个“遗传标记”，而传统的特征则是它的保守主义。
    进行这样的考察，其前提是试图从客观的因素（例如从一个书写系统转入另一个书写系统时读错）或者心理的和知识的因素（观念的联想，追求简化和回避困难的倾向，以及抄写者引入的修改和异文（注：路易·阿韦的著作《应用于拉丁文本的句读评注读本》（Manueldecritiqueverbaleappliquéeauxtexteslatins，巴黎，哈谢特出版社，1911）典范地描述了这种设想。））出发，使得发生错误的机制形式化和有可能预见。文献学应该吸纳关于语言学变形发生以及书写符号差错的产生机制（由于词句的替换、添加、删除、重复、颠倒等等造成的）的知识。因此，它是“笔误机制考古学”。（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k1na03.jpg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76页。）
    保罗·马斯本人向我们证明了系谱的隐喻承载着想象的内涵（注：P.马斯：《校勘》（TextualCriticisml），由芭芭拉·弗劳尔译自德文，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8，第20页。）：“说明各种资料之间相互关系的简图称为‘密码谱’。该词来源于系谱学：各种资料被人们同原本联系起来，多少有点像一个男人的后代被人们同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一样。或许，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线索来说明讹误的传播，把所有的女性后代看做是错误的根源。”
    各种错误犹如病毒通过交叉感染来蔓延。贝尔纳德·切尔圭利尼着重指出：“文献学是一种父权主义的家庭卫生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它珍爱血缘，追捕奸夫淫妇，惟恐受到感染”。（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颂--文献学批判史》（E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76页。）必须确定的是，是否可以在医学与文献学中发现有文献可考的对应，医学是否为文献学不仅提供了可使用的隐喻，而且也提供了某些智性模型和对于这种传染现象的理解。按照富科尔的观点，这要求追踪两个知识领域的平行不悖的发展，确认认识论界限、新的观念形态。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医学和文献学来说是各自分离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尝试过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系统的比较。
    流行病学模型并非医学与文献学之间进行比较的惟一因素。文献学是一种形式的治疗：它关爱文本，它使它们复原。它像医学一样，依据某些征象、症候、迹象、表象，来诊断一种特定类型的蜕变。观察和符号学乃是这两门学科的立身之本。矫正的有效治疗再加上古董修复者的手艺，从而达到清除尘埃和锈斑，恢复原貌，再现真身之效。（注：E.J.肯尼：《古典文本--印刷书籍时代的编辑问题》（TheClassicalText.AspectsofEditingintheAgeofthePrintedBook），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第21～22页。）
    而符号学又同另一个领域--犯罪学和法学相关。何谓迹象？如何从间接的、模糊的部分现象出发，得出某种结论？伊拉斯谟明确地阐述了文献学调研的这个维度。1515年，他在巴塞尔以《夜读》为题发表了塞内加的书信。（注：见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34页。）他参照了藏于英国的两部手稿，一部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图书馆，另一部则属于剑桥金斯学院。伊拉斯谟写道：
    “这些手稿是不完整的，而且甚至比流行的各种抄本更加错误百出……但有一点对我有所帮助：它们在讹误方面不雷同，这同以同一个印刷者的抄本为依据印制的一些文本不一样。一个细心和老练的法官往往以诸多证人的陈述为依据综合出实际发生的东西，尽管这些证人都没有说出真相，与此同理，我依据两部手稿的不同讹误，推测出了真实的内容。除此而外，我根据字体和笔迹，像追踪气味一样找到了许多原本的东西。在一些地方，我不得不猜测。不过，我做得很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