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版本的书写形式既取决于汇集和比较的手稿凭证，又取决于人们所赋予他们的歧见的意义：有否人们能在其中根据多种风格、审美和智性的标准进行自由选择的异文并列和置换空间？或者说，有否逻辑上可以重构的文本的各传递阶段的连贯性，在手稿的树形分类中可见的其传统的分叉链？另一个条件则是能够利用这些技术信息的专家队伍的出现。如果一个希腊或拉丁文本能够被解读为一部自身封闭的著作，那么同文本的某种历史和清查各种异文的某种评注工具孪生的这个版本，是为那些能够开发异文、检验出版者的评注选择，或者在必要时提出另外的选择的读者准备的。取代不可触犯的封闭的固定文本的，是一个可以完善的演进中的文本。而且，由于明确的理性程序和专家们的监督--包括他们的共识和分歧--，这样的文本是在尽可能多样化的空间中建构的。
    在欧洲文献学的历史上，《新约》的希腊文本理所当然地利用并且得益于多种手稿资源。由这种实际状况所引起的争论和新的模式对于世俗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约》初版由伊拉斯谟发表于1516年。诸如发表于莱顿的版本（1624年，1633年）等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版本，都是由新教教会选定的：它们提供可接受的文本。所以，后来的一些版本开始在脚注里汇集各种异文，从而证明它们将各种手稿当做完善传统文本的文献来源，以引起对于权威的某种撼动。相反，想不冒风险，避免神学的激烈反扑，就不可能改动文本本身：依据最古老的手稿来改动文本的文字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在新教传统的国家里。（注：见S.蒂姆班纳罗的著作《拉赫曼方法之起源》（LagenesidelmetododelLachman），帕多瓦，第2版，1981（初版：佛罗伦萨，蒙尼埃出版社，1963）。该书重新勾画了这段历史，我们在这里以它为依据。）这种冲突来源于文本和传统的不同表述。它首先通过排版的技术手段表现出来：将文本与选择性的解读搭配起来，尽管这无损于文本的形式的完整性。
    异文的积聚提出了选择标准问题。这只能在手稿的年代分类和质量分等的基础上才具有客观基础。在18世纪，重点放在依靠“巧妙”推测和逐字逐句的校订来验证手写证据，旨在借助手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思考传统。我们看到在德国文献学家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的论著中出现了关于《新约》手稿“系谱表”的概念（1734年），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比大多数手稿相符这种标准更加可靠的准则来选择异文。从那时候开始，手稿被组成为族系。这个系谱表乃是“密码谱”的雏形。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密码谱才第一次被勾画出来：这应归功于沃尔夫的一个学生、柏林文献学家卡尔·戈特洛布·祖姆普特，是他在出版西塞罗的《维里内斯》（柏林，1831年）时提出的。尽管拉赫曼持保留态度，但这个图谱仍然被里尔和马德维格等19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德国文献学家所采纳，并且始终伴随着关于手稿传统系谱学方法的发展。
    “密码谱”乃是一个树形图谱，旨在避免以手稿的质量来把它们划分成固定的类别（如1809和1813年的戈伦兹的手稿“图”那样），而是要重新勾画它们的派生关系及其全部复杂性。这是一个概览性的视觉化工具和排序工具。它的功效在于容许溯源到最早的原型，亦即奠定传统的中世纪手稿，这样的手稿通常已经失传，但其文本可以通过悉心考证传统的各种异文来复原。所以，“密码谱”容许借助连续的推论来确认和复原一个失传的文本。
    文献学家们的系谱学“密码谱”的产生，与比较语言学的派生图或者甚至是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进化图不无关系。（注：关于这方面的更加广泛的历史，参见G.巴尔桑蒂的著作《阶梯、地图、树木--7～19世纪关于自然的图像与分类》（Lascala,lamappa,l'albero.ImmaginieclassificazionidellanaturafraSeieOttocento），佛罗伦萨，桑索尼出版社，1992。）在19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科之间的颇为有趣的交流：通常是双向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的交流，以及采用能够使复杂的类型分布视觉化的图解工具。
    关于文献学人工制品的思考必将引导人们走向电子出版的实践活动和文本视觉化，特别是超文本形式下的视觉化新方式。我们不禁要问，超文本是否不会重新导致某种基本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或者甚至是异文--即使不说是变异--支配一切。（注：B.切尔圭利尼：《异文赞--文献学批判史》（k1na03.jpglogedelavariante.Histoirecritiquedelaphilologi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9，第112～116页。）重点被放在选择、假设的阅读、文本的可塑性上。于是，每个读者肩负着某种出版者的使命。
    常态与病态：固定性、传讹、交感
    这篇研究的最后一个主轴乃是阐明文本传统本身隐含或者显现的表象。如何解释影响文本的变化？如何看待文本的传讹？
    这样的思考的出发点可能是西方的文献学传统：自古以来，它被定义为“diorthosis”，或曰“emendatio”，亦即“校订”。针对文本的工作是依据医学的和伦理学的治疗手术命名的：亦即矫正偏差。这样的校订需要一种进行诊断，确定症候，洞察隐藏在表面症状下的问题的治疗眼光。
    人们为何、如何、何时意识到文本的传讹？什么是传讹的语义的、语法的、书写符号的显示器？所谓传讹，是指何种语言学或语义学的规范、文本的何种原始状态和作者的何种意图而言？如何从校订明显的错误（误抄、重句、缺漏等等）走向系统的检验、普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