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地图书馆中的手稿收藏，今天成为古典的、中远东的文献学历史的记忆。它们证明了对于手稿固有价值的渐进意识：它们不再是多余的样本，而是所传播的文本的一种状态的不可替代的见证，是其传播链上具有深刻含义的环节。我们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出版家那样乐观或者无知，在他们看来，印刷成书的文本使得作为其基础的手稿变成一堆废纸。
    在保存文本的场所和政策发展的同时，文献学的历史也成为技术人员和专家们的环境的历史，这些技术人员和专家属于某些机构，而师徒传承的纽带、同事和/或竞争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就他们的方法和文化设想而言，他们可能是近缘的，也可能是对立的。这样的操作者在某种经济环境中--譬如说印刷者的环境被同化，在他们的工作方法，盈利的天生要求，以及驾驭市场或者回应公众期望的商业战略上形成了一致。他们自身也处于某些社会和职业环境--教育界、学术界或者是宫廷圈之中。
    这些操作者可能是处于舞台前沿的人文主义人物，他们的校勘工作今天仍然在我们阅读的文本上留下了重要烙印。在更经常的情况下，他们是无名氏或者只留下一个普通名字的人物，却在文本的传播上发挥了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譬如说抄写员，自希腊的纸莎草纸书卷到中世纪的抄本，他们根据口授或者某个直观的范本进行抄录，在行下添补缺漏的语句，有时甚至在两个句子之间进行涂改或者校订。除此而外，还应加上他们因疏忽造成的差错，视觉或者听觉造成的混淆，或多或少草率的改动，单凭直觉对原始文本疑难的答案等等。所不同者乃是决定进行作为新版本准备的文本校订或者手稿核对者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表现了一种校勘的严谨，在建设文本的可阅读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类型的工程可能是或多或少分散进行的，或多或少受到监督的。也许会遇到制度的、意识形态的、神学的阻力，例如在12世纪和13世纪对《新约》进行的工作。也许会成为某个专家门阀的专利，他们一般不太愿意说明和公开自己的技能。用A.E.豪斯曼所提出的定义来说：“像所有其他学科一样，文本评注是一种贵族式的工作，并非所有人或者甚至大多数人能领会的。”（注：《文本评注思想应用》（TheApplicationofThougttoTextualCriticism），原载《古典文选》（ClassicalPapers），剑桥，1972。）所以，文献学家对于文本，对于读者，有时也对于同道行使着绝对权力。即使是拉赫曼或者魏拉莫维茨那样的伟大人物，无不使用乃至滥用过专断论证：他们的推测就是神喻。
    文献学的传统应该重新置于欧洲、中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更加广泛的官方的、学院的或者边缘的文化和思想的氛围之中。社会的互动，文本和书籍的流通，这些专家对于他们的同事和他们的弟子的培养所行使的形形色色的权力，凡此种种构成了影响他们的文献学活动的生产和接受的重要变量。
    按照西方的传统，能否对文献学工作的有效方式的历史进行一番思考：从何时开始，按什么标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对于版本的批判性评价？从什么时刻开始出现了批判性的评价？什么是关于一个版本的共识标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反过来说，什么是争论的机制，以及如何解决争议？
    文艺复兴期间，极难验证一个古文本的版本，因为出版者没有明示其手稿的来源，只是以“元古异文”（vetuslectio）或者“古异文”（antiqualectio）的提示，用作某种不同稿本的说辞，无论是由于所使用的手稿是不能用来验证的，还是由于早已失传或者一经传抄就被毁掉。除此而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家很少注明他们自己的推测，亦即很少注明他们凭借自己个人的判断对文本进行的改动和修正。验证诸如此类的推测，接受或者抛弃它们，就需要作为注释或评论的检查手段。西方文献学的历史乃是反思和诠释、校订者的权威与他们的操作和标准的清晰度之间的辩证法缓慢出现的历史。
    文本集成的形成
    一部文献学比较史也应该引导我们对作为这些学者活动对象的文本的地位进行研究。文本在某个社会的文化中代表着什么？它们的传播有什么好处？它们具有哪些意识形态的或者精神的价值？它们的作者的地位又如何？
    文本集成的形成与传播，是以对于传统的界定和控制，对于有关文本的状态，对于得到批准的书写符号和知识操作的性质和范围，以及认可传播角色--读者、抄写员、校订者和注释者所能够具有的活动余地的个人或集体决策为前提的。文本集成乃是世俗的和精神的、政治的和知识的权力的目标与赌注，而且这些不同的侧面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圣经》、《古兰经》、儒家经典、古希腊-拉丁著述等等，即是其中的范例。所有这些典籍宝库无不在一些社会和文化中发挥过核心的作用，其中有些今天依然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它们既是团结和认同的原则，界定了同神的关系的立身之本，又是法典、政治宪章、文学丰碑、集体记忆，对于它们的认知成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整合的一个保证。
    这些典籍宝库的滥觞乃是界定它们的校勘程序--其对象也许就是它们--和地位的本质因素。例如，《古兰经》即是大天使哲布勒伊来颁降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的书面定型。（注：笔者在这里依据的是雷吉斯·布拉谢尔的著作《<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auCoran），第2版，巴黎，新厦和拉鲁斯出版社，1959（1991重印）。）穆罕默德并非这个定本的作者。神的话语的传递首先是借助口述和人类的记忆。毫无疑问，很快就出现了私下传播的部分转录文本。但将这些启示组织成为一部封闭的典籍并将其文字固定化，这样的工程则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公元632年）之后才付诸实施。在继此之后的年代里，有多种文字定稿作为个人倡议而出现。其中之一即是按照哈里发阿布·伯克尔的命令而制订的。这些抄本无论在文句上，抑或在篇目的次序和节次的连接上彼此都有诸多分歧。它们来源于贯穿伊斯兰教历史的并存的不同传统。着手建立一部古兰经正典的是第三世哈里发奥斯曼（644～655）。一个专家委员会在以往各种抄本和信徒们的活的记忆的基础上，逐节确定了文本。阿布·伯克尔的抄本成为这个官方版本的基础，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复本被分送到帝国的各大城市--麦加、巴士拉、库费、大马士革。因此，追根求源，是一个政治决策促成了一部神圣经典的官方版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