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今天致力于作为多种知识运载工具（图像、声音）之一的书籍的保存和传播。它们同样很早就是书籍的生产场所，一些艺人（抄写者、书法家、装帧工……）和负责挑选、内容、形式决策者在那里工作。今天，随着各个大图书馆所进行的文本数字化转换，这种编辑使命又重新突现出来：对哪些文本进行数字化处理？按照什么样的技术程式进行处理？按照什么样的人体工程学理念和拼版规范进行处理？为了什么样的用途？具有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像普通的图书馆一样，数字化的图书馆同样也面临着选择、文本集成的一致性、文本的确定等问题。
    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氛围中，图书馆或是开放，或是封闭，旨在进行保存或者供或多或少经过严格挑选的读者群体使用。此外，图书馆在界定这些同某个宫廷的环境相联系的群体--僧侣的、学院的或者人文研究者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图书馆的目的性取决于在其中工作的操作者（抄写员，教士，职员，修道士，得到皇室或者帝国赞助的学者，教师，人文学者），但同样也取决于它们作为文献收藏的文本--口头咨询的笔录，历史编年纪事，圣经文本，文学和科学遗产，行政和司法文献等等。这两个变量--操作者和文本集成，决定了图书馆中从事的知识实践活动。
    以聚集世间所有希腊文和“蛮族”书籍为己任的亚列山大图书馆，因此鼓励将各种外语文本迤译成希腊文。藏书的宏大规模以及把希腊文化集结于当时统治埃及的希腊-马其顿新王朝宫廷中的计划，启动了清点、分类、确定文体类型和系统编目的工作。保存这笔文字遗产，同样导致了对于手稿样本的整理，这项工作从某一既有的样本着手，旨在完善、净化、校订文本。诸如此类的编辑工作乃是其他形式的学术开发（评注，专论，文学模仿活动）的先导。这样，在托勒密时代所觅求的符号象征之外，又补充进行了一个拥有宏大遗产的大图书馆大力鼓励的充满活力的文案工作。（注：关于这种活动的最初描述，见C.雅各布：《为书写而阅读--亚列山大图书馆导航》（Lirepourécrire:Navigationsalexandrines），收入M.巴拉丁和C.雅各布主编：《图书馆的力量--西方的书籍记忆》（LePouvoiredesbibliothèques.LamémoiredeslivresenOccident），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6，第47～83页。）亚列山大图书馆成为西方和东方图书馆形象中的一个持久参照。它促使关于一个公共图书馆可能具有的形态的现代设想能够得到发展，正如例如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在其著作《图书馆释义》（1602）中所证实的。（注：参见P.尼莱斯：《尤斯图斯修斯·利普修斯与亚列山大图书馆--图书馆历史的古老起源》（JusteLipseetAlexandrie:lesoriginesantiquairesdel'histoiredesbibliothèques），收入前引M.巴拉丁和C.雅各布著作，第224～142页。）
    亚列山大的学者们可以认为，他们拥有了一个几乎囊括全部古希腊文献--有时有多个版本--的场所。人文主义欧洲的状况却比这里不利得多。在欧洲，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场毁灭性灾难之后的遗迹，对这些遗迹散落在形形色色的私人图书馆--后来的公共图书馆--里或难或易接触到的状况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补救。即使机遇可能使一位有学问的读者见到一部已经知道的著作或者有时是未发表的著作的手稿，也很难接触同一文本的多种手稿，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校核。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希腊文献的重新发现以及在印刷厂主们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出现的学术著述出版活动的勃兴，人文学者的主要任务之一乃是研究古文本手稿，无论是因为原封不动地印刷某个文本不无问题，还是因为参照不同的手稿有益于校订因流传而被曲解的某个文本。研究新手稿的宗旨不是为了发现未发表过的文本，为原本出版做准备，就是为了发现比已经出版的文本错误少的抄本，以备印行更好的版本。
    我们看到通过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交流，整个欧洲学者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学术交往得到发展。诸如伊萨克·卡索邦那样的人文主义学者的通信，每日每时地说明了促使手稿、印本、评注和校注流通的这些网络的运作。贵族和君主的图书馆向一些读者圈开放，向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必需的书籍：在15世纪上半叶，费拉拉的列昂内洛·戴斯特图书馆即是这种宫廷学术活动的范例。（注：参见A.格拉夫顿：《同古典作家交流--古籍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CommercewiththeClassics.AncientBooksandRenaissanceReaders），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第1章。）
    然而，资料的分散和将它们固定存放于某一地点的困难，仍旧是重大问题。把手稿重新聚集于一些公共图书馆之中，并把这些手稿交给能够通过悉心的比较加以校订的学者来整理，这是从14世纪开始就由佛罗伦萨首相科卢乔·萨卢塔蒂（1331～1406）提出的解决办法。（注：约翰·F.达米科：《文艺复兴时期文本评注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inRenaissanceTextualCriticis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13页；并见前引A.格拉夫顿著作，第22～23页。）萨卢塔蒂意识到把手稿汇集于同一个场所来加以整理、比较，并恢复亚列山大的图书馆员-校订者模式的必要性：通过专家的校订来代替被动地传播文本，而校订是一项集体劳动，要求尽可能最大量的资料保存于同一场所。
    运用手稿产生了若干实践的和知识的结果。必须清点图书馆的馆藏，了解表明其潜在的出版者存在的“集成”目录，在保障其得到保护的同时，又要容许学者们对之进行开发，在晚近时代，则是容许将它们照相复制。（注：参见E.J.肯尼提出的基本概念：《古典文本--印刷书籍时代的编辑问题》（TheClassicalText.AspectsofEditingintheAgeofthePrintedBook），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第86～91页。）同样还必须找出各种知识方法和模式，以使对它们进行的比较具有某种意义并解释它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