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人工制品
    对于典籍的研究勾画出了文化地图的轨迹：每个社会通过其同文本的关系来界定自己，它将自己的认同性、记忆和价值寄寓于这些文本之中，而这种认同性、记忆和价值又同时将社会与自己的根基，有时甚至是与超验的东西联系起来。为了保持其符号的力量，这些世俗的或者神圣的文本成为文字实践活动的对象。而文字实践活动以某些人工制品为支撑，并重新生产这些制品。
    文献学作为知识领域，实际上包含有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侧面。它蕴涵着哪些活动？它产生哪些类型的记载？它体现为一系列行为和人工制品。其中处于最前列的，则是包括某些操作者、机器、载体、传播网在内的，文本的手工的或机械的再生产：在口授下或者通过亲眼阅读（带或者不带朗读）制成的原本的复本，拼版印制、书法和彩绘实践活动，用来印制的复本备份，印刷组版，校订，装帧，销售，图书馆将书籍存档。文献学同样还通过对所传播的文本的干预--在复制或者阅读的环节--表现出来。它生产与已经成文的某个文本并列、重叠的书写形式，这种书写形式或是与原来的文本并存，或是取而代之。
    文献学旨在保持文本的可阅读性，或者甚至是进行重构，使之适应新的规范（文化的、语言的……）。它使各种文本适应阅读、诠释和理解的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它反映着语法修改、词汇搭配、文句修辞的规范。案头的文字工作旨在意义的最优化表达。这项工作能够形成一个在形式及其物质性方面均得到完善的新的文本样本。它也可以仅限于对某个既存样本的书写的干预：校对，删节，增补，毁掉的或者没有毁掉的异文记载。这个阶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生产一个新的文本样本的前奏。
    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在亚列山大图书馆中付诸于实践的文献学，采取了在纸莎草纸卷上连贯书写的文本各栏边注系统的物质形式。（注：除了R.法伊弗的著作，关于亚列山大文献学的研究状况，参见弗朗哥·蒙塔纳里主编的集体著作《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文献学》（LaPhilologiegrecqueàl'époquehellénistiqueetromaine），哈特基金会，1994（第40卷），以及J.伊里戈因的著作《希腊文本的传统与评注》（Traditionetcritiquedestextesgrecs），巴黎，美文出版社，1997，特别是第245～246页。又见《第欧根尼》第186期的文章。）这是指标明文本的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一行文字，一个词，一个段落）的记号，以及提示进行诸如校对、删除、移动插入的某一行或某一段、补充解释等等工作的符号。这个系统保存了所传递的文本，并且构建了一个独立的书写层面。但这种并非解构性的评注可能导致文本的一个新的复本的诞生，它包含着构建新复本的指示。与阅读著作并列的是对于同某种书写形式不可分离的文本的技术性阅读。不是文本的作者，而是使文本具有可读性和能够确立的某个技术人员来补救那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损害。这关系到鉴别一个文本的特殊样本在其原始状态与评注阅读的现时状态之间相继进行的操作顺序。没有任何东西容许认为，亚列山大人是按照某种传递链的模式来设想这个过程的，而这个模式的所有步骤都可以通过对于文本的笔录见证的系统对比来重构。
    这种考证符号边注本身几乎是不做解释的：它们标明设置符号的地方的某些典型的错误及一般性问题。它们限定了检验错误和预见错误的范围。对于所察觉的问题专门做出的批注及提出的解决办法，也许成为口头解释或者写在特殊的书卷上的评注的对象。
    另一种情况是眉批或者有时是行间的批语，主要见诸于拜占廷和中世纪的“手抄本”。这种情况是同图书的新载体和新工艺相适应的，由于新载体和新工艺，文本可以留出进行批注的页边空白，而且往往可以使批注与正文行行相对。这种形式适合于重新使用和重新组织从亚列山大图书馆传承下来并经过继后相连续的各个编纂阶段过滤的评注传统。因此，诸如《维内图斯A》（10世纪）这样一份手稿成为我们认识亚列山大学者的荷马文献学的主要资料之一：评注的原本形式被解构来适应与各种异文和评断并列的、这些十分概括的、不连贯的批语。（注：参见F.蒙塔纳里：“古希腊残篇”（TheFragmentsofHellenisticScholarship），收入格伦·W.莫斯特主编：《残篇集》（CollectingFragments/Fragmentesammeln），格丁根，范德赫克和鲁普雷斯特出版社，1997，第273～288页。）
    文艺复兴时期印刷的希腊和拉丁文本的页边空白也容纳手稿的批注。它们的意义和影响各不相同。一本书籍的所有者可能对印刷的文本进行校正，将自己的猜测记在页边空白上。他可能补充一些关于其他文本的附注，一些解释性的旁注。在某些情况下，印刷的文本可能作为对另一部手稿进行系统核查的载体，手稿的异文被转写在页边空白上，有时则被用来替换所用版本的文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学者们的藏书，提供了被用来为新版本做准备的工作样本的主要范例。（注：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评论》（Revuedela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第2期关于批注书籍的专刊，由让-马克·夏特兰汇编，巴黎，1999年6月。）印制的书籍用做解构文本的载体，文本本身被解构成一系列需要考证解决的异文。
    在其历史上，西方文献学采用了能够体现其评注活动的各种不同手段。如何保存一个文本的异文痕迹？一个版本是否应该保存使它能够出版的所有“脚手架”，以便他人检验“大厦”，或者甚至重新开始建设？一个文本的出版者握有隐匿甚至从物质上毁灭借助一些私人手稿传播的文本的某些状态的权力。他同样也有权替换、废止、增添某些异文，或者甚至重写文本。于是，出版活动接近于作者的功能。但是，对于文本的评注是否应该是处于某种知识氛围--时时刻刻能够监控其决策和分解其操作--监视下的一个可转换过程？就一个版本本身而言，容许这种控制机制的出现，界定着文献学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献学被设想为正在形成的知识传统，有着自身的意图的不完善，但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积累运动和可完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