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当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多有论评。章太炎在译本出版之前，就已熟知此书内容，他在1902年8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与梁启超讨论史学问题和纂修中国通史的书简中，曾特别提及浮田氏的《史学通论》，认为此书“于修史有益”[5]。《苏报》于“新书广告”栏说此书“论读史之法，取精扼要，赅洽精详，洵究心乙部之管钥”，是“读史者不可不备之书”。[6]《西力东侵史》与《印度史》封底广告，说此书“博引泰西学说，加以论断，溯委穷源，语语精确，洵为不磨之论。译者文笔条畅，足达原书之旨。有志史学者，一读是编，增长史识必不少也”[7]。《译书汇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广告则称赞此书“义蕴之宏富”与“理论之精深”，并进一步指出：“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有志史学者，不可不一读也”。[8]罗大维也在译序中说：“苟欲见真历史，欲组织真历史，其亦致意于此篇也可。”[9]
    可见，当时国人对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新史学理论的渴望，和对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于中国史学发展所寄予的厚望，侯士绾译本将书名改为《新史学》，更是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史学通论》内容上的特色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既然如此受20世纪初中国学人的青睐，则此书在内容上必有其特色。分析此特色，不仅为认识浮田氏此书价值所必需，而且为深入认识此书对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所必需。那么，浮田氏《史学通论》究竟有何特色？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博引泰西名家学说精华，探究史学理论诸问题。
    在现存浮田氏《史学通论》的各种译本中，李浩生译本质量最高，虽然只有四万余言，但内容非常丰富。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论历史的特质，及历史的范围；第二章论史学之定义，及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第三章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及何为有价值的历史事实与人物；第四章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第五章论地理位置、气候、交通等对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第六章论历史上人种的形成，及人种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第七章论历史发展的大势；第八章论历史研究法。全书所论皆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所关注、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浮田氏以区区篇幅而囊括如此丰富的内容，言简意赅，诚为不易。
    浮田氏每讨论一重要问题，都要博引欧美名家的观点、学说，以为讨论的基础。如讨论史学的定义，引用了戴阿尼西斯、麦可莱、汉密尔顿、格维奴斯、福礼曼、西莱、卡莱尔、安诺德、斯宾塞、黑格尔等学者的观点；讨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引用了卡莱尔、麦可莱、斯宾塞、穆勒、巴克尔、吉丁斯等人的观点；讨论人的自由与权利问题，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孟德斯鸠、巴耳谢斯、拉比克、洛克、奥斯丁、霍耳拉得、伊爱林古、特义沙耳浦、格林、洛采等人的观点；讨论历史研究法，引用了福礼曼、西莱、孔德、特罗伊生、夫罗特、休谟、牛顿、巴克尔、阿耳纳、蒙生、拉普拉斯、兰克等人的观点。对于其他问题，浮田和民也同样通过大量援引欧美学者的观点来展开讨论。总计全书所提及的欧美学者，达数十人之多。
    大量征引欧美学者的观点来讨论问题的做法，使得《史学通论》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了解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而且使得中国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透过此书了解西方众多学说的精华，尽管这种了解远谈不上全面、系统、深刻。
    第二，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认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自达尔文奠定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后，进化观念逐渐由自然领域进入社会领域，进化史观成为19世纪最流行的社会思想之一。此种观念对浮田和民影响至深，从他给史学所下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4]（第二章）“历史之特质，在于其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孤单独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前之事实为原因，后之事实为结果，前后之间有生长、有发达而无断绝。其现象也，以自单至复，自简入繁，自同至异为原则。其范围也，以进化的现象为范围，而其范围虽不必限于人间，然其他事物进化之程度，初不可与人间社会之进化比。则历史云者，断之曰人间社会之进化也，允之至也。”[4]（第一章）史学“研究之目的，专在社会进化之次序及法则”[4]（第四章）。历史研究之法“在就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真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也”[4]（第八章）。
    受此观念支配，浮田和民认为，“国家之为物也，非一旦而成者”，国家乃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的品格、人类的自由与权利，也都不是“自然之生产物”，而是“社会之生产物”。“野蛮之自由，非真自由”，“在人类之间，于国家组织之外，无自由也”；人类的权利，无论是“道德上之权利”，还是“法律上之权利”，“皆非绝对的权利，且非个人所能得之权利”，而是“自社会而生发，自国家而完全”。因此，浮田和民认为，“研究社会与国家之进化者，即史学之主题也”。[4]（第四章）浮田和民还对一些西方学者非进化的历史观给予批驳，他说：“世有称历史为哲学者，如飞迭礼修来格耳所称为历史之精神理想者。又如修来格耳之历史哲学，以人类堕落为根源；又古代罗马与希腊之时人，论人间之状态，最古者为黄金时代，次白银时代，次黄铜黑铁时代，正与前说相吻合。由是观之，则未开人终无进化也，半开人终无进化也，即文明人亦终无进化也，其说之偏，何待指摘。夫人类生存竞争之结果，自禽兽而进于野蛮之域，自野蛮而进于文明之域，有进攻，无退守，由是而有如花如玉如美人如天仙之一新世界。苟准前说，安得有此？”[4]（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