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浮田氏能以进化观念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因此，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如在讨论人智进步、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三者的关系时，浮田和民指出：“历史上地理之影响于国家文明者，今后尚不知所底，然学术之进步，人智之开发，颇足以制地理之不利。吾恐古代所谓不能成立文明之土地，亦将兴起文明矣。”又说：“古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天然；今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人力。是则文明之结果，而人力之所以能胜天然者也。则安知将来人智进步之结果，凡弗洲之沙漠，北极之水源，不因文明势力而为斯人之所利用乎？”[4]（第五章）这样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第三，不为欧美众家之说所囿，而能自为中肯之论断。
    浮田和民虽然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他并不是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反对，肯定或否定，而是能够给予客观的评价，并常常独出己见，加以论断。
    例如，关于历史的定义，古来学者之说甚多，浮田和民一一加以评判。美国史学家汉密耳顿说：“历史者，记时间的连续次第之现象者也。”浮田和民认为“此说未当”，因为“历史不但记时间之现象，并记空间之现象也”。英国史学家福礼曼有句名言：“历史者，过去之政治；政治者，现在之历史也。”浮田和民认为，“骤观此说，似乎近是，然仅以政治论历史，恐尚囿于一偏之见”，因为“历史之范围，不以政治上之事为限也”。德国史学家安诺德（亚耳诺耳特）说：“历史者，社会之传记也。”浮田和民认为此说“颇近真理。亚氏之旨，盖谓传记者，所以记个人之生活；历史者，所以记社会之生活也。”在评判诸家定义的基础上，浮田和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其特质在是，其定义即在是”。[4]（第二章）
    又如，人类学家维耳邱蒲牢加和加洛利等人有一种学说，认为广头骨的人种为高等人种，长头骨的人种为下等人种，前者的文明程度高于后者。浮田和民对此给予辩驳，认为“人种问题，学术上未定之问题也，故以人种言历史难乎其难”。他说：“欧罗巴与印度、波斯同言语，同祖宗，何以一则渐开文明，一则废为奴隶？且亚洲之文明一达于欧洲，而亚渐退者何耶？且白人之中，文明亦分程度，岂人种之分程度耶？白人之中，又有希腊、罗马之别，且希腊人中，更有爱屋尼安及德利安人等之区别，人种云乎哉？吾得而断之曰：非也，非也。盖由于地理、教育、宗教、传说之感化也。白色、黄色、黑色人种者，关于血分，生于天然之本来人种也。至于亚利安及绥密，及哈密等人种云者，乃历史上之人种，而初非本来之人种，即其名称亦系近时学者之所创定，其名称之下所包括之古代人民，亦茫如捉影。”浮田和民认为，“历史上之人种者，乃历史之结果，而非历史之原因也，故藉历史以说明人种则可，藉人种以说明历史则断断乎不可”。[4]（第六章）
    在《史学通论》中，诸如此类的评判与论断随处可见，虽不能说“语语精确”，但就其立论而言，是比较公允的。
    第四，以事实为依据，回击西方学者对亚洲文明的攻击。
    随着19世纪欧美列强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东方诸国陆续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此相呼应，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麦可莱、西莱、巴克尔等，极力宣扬民族沙文主义，标榜“欧洲中心论”，蔑视乃至否定东方文明，为殖民侵略制造舆论。浮田和民对此给予有力的回击。
    浮田和民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4]（第七章）“欧美之文明，渊源于罗马；罗马之文明，渊源于希腊；希腊之文明，实渊源于亚西亚（含埃及言）”。如基督教“原由犹太盖出，又经罗马人之手，而传播于欧西者”；希腊文学、美术、哲学及中国隋唐文明，亦“经亚位比亚人之手，而输入于欧西者”。至于“近世欧洲文明之起源，为第十四世纪所行之罗盘针及火器之用法，并十五世纪前半期之印行术”，“而此三大发明，非欧人自为之，亚人为之也”。他斥责道：“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以为亚西亚者，神权政治、专制主义之本土也。此言也，无理甚矣”。[4]（第五章）
    浮田和民接着指出，神权政治、专制主义，皆“历史上必要之物”。“人间社会之第一要件，先在脱其野蛮自由之习惯，而欲脱其野蛮自由之习惯，则必先有国家焉以确定政府，以厉行法律，以维平和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主权，防范内乱，抵御外敌。所以，秩序乃“社会进化第一期时之第一要件”。在“社会进化之第一期，但求其有政府，但求其有法律，法律之善恶所不问也，政府之优劣所不择也；但求达其目的，则以政府握国家之主权，而武断之可也。压制政府胜于无政府，未可以个人之自由之权利一概论也”。[4]（第五章）
    浮田和民又进一步指出，“社会进化第一期时之压制政体，为社会也为文明也必须之要素也，不但亚西亚然，近世欧罗巴亦然”。“欧罗巴亦始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而渐脱神权帝王政治也。亚西亚之欠点，非以其历史为专制之历史，实以不能脱专制政治，而其专制之历史正不知其何时止也。”当社会进化至第二期时，随着人民爱和平、重秩序、服法律习惯的养成，第一要件“不在秩序，而在进步”。而要使社会进步，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给予个人以自由。浮田和民认为，“亚西亚史之所短者，在停滞于第一期而不进化于第二期；欧罗巴史之所长者，在轻过第一期而即入于第二期”。[4]（第五章）
    由以上论辩可以看出，浮田和民对西方学者的回击，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他以一种公允的态度为亚洲文明辩护，这一点很容易在晚清中国以及其他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