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史学通论》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如浮田和民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说：“国家者社会之子也，社会者国家之母也。”又说：“有社会则可名之曰人，离社会则可名之曰非人。当社会未成，国家主权未曾发生之时，实非完全之社会。所谓权利者，不能圆满；所谓人民之权利者，亦不巩固。故惟人有社会而后可为人，亦惟有国家而后可为完全之人。社会有国家斯达社会之目的矣，人有国家斯达人之目的矣。国家者社会之社会也，社会组织之进于完全者也，人间社会之最高等者也”。[4]（第四章）由此可见，浮田和民一方面批评福礼曼等西方史学家以政治为历史的偏狭，另一方面他却难以摆脱旧史学家的偏见，把国家看作一个基本社会。尽管浮田和民能够自圆其说，但正如杨鸿烈所论：“基本社会是人类的全体社会，实现人类普遍的‘目的’，国家至多也不过是人类的一部分社会，要求实现人类某几种的‘目的’而已，何况人类的生活不尽是政治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不过占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故国家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端，绝对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3]
    要而言之，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可以说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比较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应该注意的是，在《史学通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已经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对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天演论》等所传播的进化论思想，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鼓吹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依据进化史观构建起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于是，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作为一部有特色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中国学者和中国留日学生的注意，从而出现了多种译本。而《史学通论》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接触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它的翻译介绍对于正致力于“史界革命”的中国学术界，可谓恰逢其时。
    三《新史学》等专论与《史学通论》的关系
    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多种中译本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渴求。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这些译本的发行量不大，加之译者除杨毓麟有一定影响外，其他均是普通留日学生，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界、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的推崇，《史学通论》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是很难发生大的影响的。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章炳麟曾对《史学通论》有过赞赏之语，但仅此而已。汪荣宝（注：汪荣宝（1878-1933），字衮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近代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供职清廷，历官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及资政院事，清末筹备立宪法规多出其手。20世纪30年代任驻日公使。精音韵，善文辞。著有《法言义疏》、《本朝史讲义》、《史学概论》、《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存》等。）是较早注意到浮田和民的著作、并试图吸收其观点建立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10]的一位学者；而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最大的，则是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梁启超的《新史学》著作时间为1902年2月，他是在日本看到《史学通论》的。从5种中译本的印刷时间和发行时间看，有3种是在1903年初。由于译稿的印刷、发行，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些译本的翻译时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在1902年或更早一些。梁启超所看到的，可能是未曾发行以前的译稿，或在早稻田大学听讲的中国留学生传抄的讲义，当然，也可能是东京专门学校或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日文本。
    《新史学》最初发表于1902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梁启超也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毫无疑问，《新史学》是梁氏接受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影响的产物，然而，这种影响究竟主要来自何处，很少有人作详细、具体的考察。由于进行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译本的整理工作，使得我不仅对浮田氏此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发现，此书实际上是梁启超撰写《新史学》等专论最主要的参考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蓝本。通过对两人著作的比较，可以发现，梁启超对《史学通论》的内容和观点，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在文字上，或照录原文，或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略作改动。
    如在论宇宙间的现象时，《史学通论》说：“宇宙间之现象……一曰循环之状，一曰进化之状。其变化有一定之时期，达其期则周而复始，是所谓循环的现象，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而生长而发达，是所谓进化的现象，如生物界及人间社会之现象是也。”[4]（第一章）《新史学》说：“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11]两相比较，并无不同。
    又如，在论述万物进化的轨迹时，《史学通论》写道：“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一定不易，万古不变者也，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有生长，有发达，有不断之进步，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亦非如直线然，有前进亦有退却，有升进亦有堕落，其象如螺旋线。”[4]（第一章）《新史学》写道：“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11]两相比较，亦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