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论述可知，梁启超的《新史学》等专论与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主张，如关于历史的定义、历史的范围、历史发展的趋势、地理与文明发展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直接移植过来的。
    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著作，题为《东籍月旦》，主要著录他所看到的日本学者有关各个学科的重要著作，并加评论。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第一章“伦理学”部分，第二章“历史”部分原计划分为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泰西国别史、杂史、史论、史学、传记八节，可惜写完第三节便没了下文。因此，我们无法知道梁启超是否会把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列入“史论”一节，也无法知道梁启超对《史学通论》会作何评价。不过，在第一节“世界史”部分，梁启超列举了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和坪内雄藏的《上古史》“二书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为宏博。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举诸家全史之著，无有能及之者。而其叙事非好漫为冗长，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详尽焉。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必如浮田斯编，始稍足以餍吾侪之求矣。有志政治学者所尤不可不读也。”[14]由此评价可见梁启超对浮田和民史才与史识之赞赏，而《史学通论》得到梁启超的重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四结语
    批判旧史学，剖析旧史学之弊病，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梁启超无疑是最大的功臣，他关于旧史“四弊二病”（注：“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概括如此精辟，百年来几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梁氏藉以剖析旧史弊病的武器，亦即他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如前所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梁启超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
    尽管如此，梁启超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仍然无人能够取代。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渴求新思想、新理论的背景下，像梁氏移植《史学通论》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可以说是时代特色，无可厚非。何况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能够有所归纳，有所演绎，从而较为条理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宣传了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且有针对性地剖析了旧史学的弊病，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在这些方面，梁氏较之当时其他史学家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新史学》等著作受到当时知识界及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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