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在《新史学》中尚有多处，尤其是在第二节“史学之界说”部分，体现得最明显，而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观点正是通过这部分内容集中表述的。
    第二，在观点上，由于梁氏于多处照录原文，或只是在文字上作些改动，因此，他关于新史学的论点实际上主要来自《史学通论》，只不过有的时候，梁氏作一点归纳和结合中国旧史演绎的工作。
    如关于历史的特质与定义，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的第一、二、四、七等章多次论及，有“历史者，进化之谓也”；“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历史云者，断之曰人间社会之进化，允之至也”；“（史学）研究之目的，专在社会进化之次序及法则”等等论点。梁氏对此加以归纳，以三个递进的层次来表述出来：“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1]这样的表述无疑更清楚、条理，而且逻辑严密。
    再如，梁启超完全接受了浮田和民关于万物进化有前进，有退却，有升进，有堕落，“其象如螺旋线”的观点，据此，他演绎出如下一段论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11]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评判标准，对传统的循环史观给予明确的批判。
    又如，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第三章讨论历史事实及人物的价值时，有如下一段话：“斯宾塞曰：‘或言邻家之猫，昨日生子。谓之事实，诚事实也，然于吾人之生活上有何关系哉？历史上事迹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且若人物之价值不定，必至于有用之事实删而不载，无用之事实满纸铺排，且必至于无价值之人物而称扬不置，有价值之人物而贬斥无遗，则淆乱而不可问矣，遑论进化乎？”[4]（第三章）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除了引用斯宾塞所言外，又在浮田和民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写道：“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12]很显然，这几句议论是针对中国旧史“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弊病而发的。
    归纳和演绎，一方面使新史学的主张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使梁氏的论述有了明确的针对性。《新史学》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第三，在取材上，《史学通论》的有些章节并没有为《新史学》所吸收，但却为梁氏其他著作所吸收。如梁氏《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除在开头梁氏加了两小段话外，其余部分的结构、材料、观点，与《史学通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完全相同，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损益而已。
    如关于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史学通论》说：“历史与地理，犹精神与肉体也。洛克有言曰：健全之精神必寓于健全之肉体。则健全之历史，必出于健全之地理可知。寒带及热带于历史上无价值也，其于历史上甚有关系者，中带耳。……凡在寒热极端之地，人之精神必窒息而不伸，委屈而无所发见。……故历史上真正之舞台，在于北半球之中带。”[4]（第五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则说：“英儒洛克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寒带热带之地，其人不能进化者何也？人之脑力体力为天然力所束缚，而不能发达也。……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13]
    又如，关于精神与地理的关系，《史学通论》说：“凡天然之现象，过于伟大，则恐怖之念起，而想像力易敏，道理性易缩，其遮人心之发达而妨文明之进步者，莫此为甚。若使反乎此，而天然之现象，中和而不过于伟大，则人类不至为天然所压倒，自信力遂从而发达，不特不怖此天然，且爱此天然；不特不漠置此天然，且接近此天然，至为种种之试验，以制天然之势力，以达人间之利用焉。”[4]（第五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说：“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弱，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爰其美，而为种种之实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13]
    除以上三点外，尚需特别指出的是，《史学通论》的某些内容，虽然没有被梁氏成段乃至成篇地修改、引用，但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却为梁氏所吸收。如在该书的第二章，浮田和民写道：“以社会之生活属之历史，则国家固不可不为历史之主题。……然而，代表国家的公共生活者，政府也。政府之大权往往操于君主一人，于是传记与历史之混淆，又必至历史之所记满纸皆君主之事，而失历史之本色矣。”浮田和民接着又引斯宾塞所言“历史家最高之职务，则在叙国民之生活”等语，接着评论道：“斯氏盖暗识古来之普通历史，止为帝王之传记，非特于实际上无益，抑且失历史之特质。”[4]（第二章）这种思想对梁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他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所谓二十四史，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12]并强调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