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与加紧统治华北
    日本在华北地区加紧反共既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恐慌有重要关系，也与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大形势有密切关系。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年7月26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注：《战史丛书（50）·大本营陆军部（2）》，第55页。 ）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要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部分，第464-465页。）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继续以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方面，"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对政权及其领域，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134页。）1940年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奉派返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了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不满的意见。真田大佐在报告中提出："整理收缩兵力为作战带来严重障碍。""当前我在华兵力：华北25万，华中29万6千，华南16万6千。此外，定员外有1万6千，总共72万8千，航空部队共20个中队（其中，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 "（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2页。）而"中国派遣军主张：包括华南方面军在内，1941年维持72万8千人的现状，1942年为68万， 1943年仍为68万，1944年为60万"。（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 （2）》，第202-203页。）他还提出："主要占领区的治安现状， 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3页。）中国派遣军打算，"1941年度为巩固华北，由华中向华北抽调约两个师团，以便进行彻底扫荡；对武汉方面要整理收缩江南地区"。"如情况允许，则打通京汉线，使华中与华北联接起来，估计可能于1944 年度以后进行"。（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3页：《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52页。）
    1940年1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将中央主管人员的意见告知真田，大意是：认为需要考虑在华兵力将陆续递减。如果决心于1941年指向南方，势必推迟对华问题的解决。如果形势好转，则须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结束事变。在1941年不进行南方作战的情况下，仍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134-135页。）关于此事， 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有如下回忆："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有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好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52-453页。）
    以上材料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已显露出一种倾向，即认为，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应全力以赴地在中国战场奋力一战，把所谓的"持久战"战略推迟到1941年夏秋之后，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压力重点在于华北。
    在逐渐形成这种对华作战指导思想的过程中，1940年12月26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举行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须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似指'桐工作'--笔者注）。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东条和杉山还共同决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 第453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在1940年底逐渐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首先，利用欧洲局势，与德意联盟，推行南进政策，把灭亡中国问题作为"大东亚新秩序"的一环；其次，逐渐压缩在中国的兵力；第三，在华北加紧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