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在新民会中设立事务总部， 致力于"强化灭共体制"和发展农村分会。日伪千方百计把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与保甲组织、新民合作社、乡村公所以及劳工协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早在1940年12月底时，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会员人数即达507191名。 商业分会会员人数达82978名。职业分会会员人数达13136名。教育分会会员达34150名。官吏分会会员人数达28601名。宗教分会会员人数达8001名。 各分会会员总数有674057名之多。（注：伪"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编印《第二届全体联合会会议录》，第28-29页。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2月8 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与"大纲说明"，表明"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的方针。
    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扶植新民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中共作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中共争夺民众。为使新民会成为日军卵翼下的"政治部队"，与中共"争取民众"，"动员民众对中共作战"，"建立反共势力的精神依据"，必须通过新民会开展的所谓"思想战"，"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他们策动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6-537页。），即以新民会的名义，通过报刊、电台广播、电影话剧、宣讲班、训练所等宣传反共。
    四余论
    通过以上具体的论证，已经充分证明：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加强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
    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从1941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也不现发弹药和被服等物资。从全国范围看，国共两党的关系在1940年秋至1941年初，矛盾迅速加剧。国民党当局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在1941年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
    在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对日伪的斗争策略有一些变化。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然而，八路军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损失也相当大。在百团大战中期和后期，由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从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即面临不得不准备应付为自国民党方面突发的反共局势。
    面对复杂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新部署。1941年1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示》显然是在总结百团大战破交战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
    《指示》首先明确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连联[络]亦愈不便，但某些道路（如沧石路）则因我之坚强破袭而停修，又过去发动广大群众破路曾得极大成绩，惟因敌之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敌又强迫路旁居民修路，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在此情况下，应取如下作法：
    "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
    "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
    "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爆炸对象应多选铁桥铁道交叉点水塔等）。"（注：《中央军委关于交通战的指示》（1941 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关于军事建设，中央军委也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指示。 文件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文件指出，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文件指出："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文件指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