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日本华北方面军幕僚内部在百团大战后出现过某些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对日军能否抓住中国民心，有效制止中共势力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存在着疑问。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中有人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29页。）
    中条山会战（注："中条山会战"是指1941年5月初至6月中旬华北日军对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卫立煌指挥的国民党军26个师的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卫立煌军牵制着日军3个师团，若能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全力对付中共。所以日军集中了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一个骑兵旅团，对卫立煌军进行包围攻击。卫立煌军在奋战中损失很大，终于撤出中条山地区。）结束后，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新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下立即对"以往的治安肃正与建设"问题，进行了自认为是"彻底的讨论"，并将华北按"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写出情况报告，列出上述三种地区"治安状况标准简表"。（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422-423页。）（对这三种地方，中共方面分别认为是"敌占区"、"游击区"和"根据地"。）
    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治安状况标准简表》综合判断，认为在1941年7月时， 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2页。），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10%为治安地区。而约占总面积10%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其中约60%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 ）》，第424-425页。）
    日军在三种不同地区的施策分别为：
    在治安区：从大城市直至县城及乡村，均设有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机关，由伪军、伪警等警备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
    在准治安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日军的指导和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对于未治安区：因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所以要经常不断对之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搬走、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即施行"三光政策"），使中共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回来也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不久，应派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之演变为准治安区。（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53-535页； 《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425-426页。）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限定时间扩大日军的所谓"威力圈"，不断采取主动进攻，有计划地推行综合性施策，计划在三年后，到1943年时，把治安区扩大到70%，准治安区压缩到20%，未治安区压缩到10%，即达到伪满洲国的状况。（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3页。）
    （三）对中共的情报工作
    关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百团大战后加强与调整对中共情报机能方面的问题，日本战史学者森松俊夫有一段论述："共军百团攻势给予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82页。）
    在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82-383页。）这项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没有专设对中共的专职参谋。所以，过去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地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等虽然各自都有正式的调查研究和情报收集工作，可是未能将所有的情报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和利用。这是百团大战以前，日本在华北对共情报机能上的重要缺陷。除此之外，日本面对中共不断进行的地下活动，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活动情报的收集，也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攻势，恰恰击中了日方在这方面的弱点。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当时即已注意到，也是战史专家在战后的研究中再次确认了的。
    在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对第一线各兵团提出要求，让各兵团认真总结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教训，写出书面报告，并印发给各有关方面。（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7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