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梁钊韬、张寿祺发表了《论“民族考古学”》一文[15]。此后涉及“民族考 古学”（Ethnoarchaeology）（注：对此译法学界有不同意见。参见何驽《也谈民族志考 古学的定义与方法》，《中国文物报》1989-8-18（3）。）的文字渐多，80年代末，《中 国文物报》曾辟专版进行讨论[16]。“动物考古学”[17][18]、“环境考古学”[19][2 0]、“聚落考古学”[21]、植物考古学、水文考古学、沙漠考古学、农业考古学、冶金 考古学、天文考古学、医药考古学[2]（158页）等均在这十年间出现了。
    1984年，朱乃诚尝试运用概率方法对墓地分期排序，以分析渭南史家墓地墓葬[22]。 陈铁梅稍后承认“统计分析，数量分类等数学方法”可以提炼出更多的信息，但认为这 一方法尚不足与“地层学、标形学”方法鼎足而立[23]。朱乃诚则以为，只采用一种分 析方法（即考古地层学和标型学）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而概率分析、数学方法及运用计 算机是弥补不足的可循之途[24]。1990年前后，周星[4]（282-287页）[25]、郭晓晖[26] 、李科威[27][28]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探讨过类型学。1994年李科威发表了《考古类型学 的原理和问题》一文，将类型学分为两种使用方式：分类和类比方式，指出后者具有盲 目性或然性；而运用前者仅能排出渐变的历史序列，且若只依表面形态分类的话，其结 果很可能背离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此文实际上是试图证明类型学已经过时[29]。
    在受外界影响的同时，中国考古学基于自身几十年的积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俞伟 超和张忠培的争论便发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但却是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自我整合的内 在理路逐渐演化而成的。有人认为，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受政治影 响较大；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夏鼐曾引日本同行的话说：中国考古学虽然贯穿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信奉摩尔根、马克思单线进化论，但“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 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30] 。张光直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 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 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泾渭分明，互相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31]（29页）。
    中国考古学“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是否即是受“传统的史学独立性”的影响 还可考虑，但“政治术语”常常存在于表层是可以看到的。这里说的政治影响主要不是 指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所谓“政治术语”其实更多是指从摩尔根到马克思关于人类古代 社会的理论。因此，1949年后政治与考古学的关系后面隐伏着一个并非1949年后才出现 的问题，即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理论与考古发掘资料的关系。
    50年代中后期，一些青年学者批评考古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主张“厚今薄古”，指责 的就是考古类型学，认为器物排队繁琐，见物不见人（注：参见张忠培等《笔谈“厚今 薄古”》，《考古》，1958年第8期；苏秉琦在1987年对此还有生动的回忆，参见《给 青年人的话》，《文物天地》，1987年第4期。）。夏鼐主持写作的《辉县发掘报告》和 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都被树为靶子批判。但这股风很快得到尹达等学者一定 程度的纠正。当时编写“十年考古”，如何组织资料的问题摆到学者们的面前。而“在 古代社会中，留下来的最多而且最常见的遗物应该说就是陶器了”。尹达因此提出，“ 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32]。此后，他更加明确地强调陶器对新石器时 代研究的作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科学程序、科学规律，包括着大 量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探索 ，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33]
    到了80年代，苏秉琦自己的研究取向也从重实物转为兼顾理论与实践，如他所说：从1 975年到1987年的十余年间，“对区系类型理论来说，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中的内容有二：一是按照区系类型理论的观点，有选 择地在各大区系范围内开展重点发掘工作；二是围绕各大区系内部、外部，不同考古学 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等关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与横向的专题学术 交流活动。”关于前者，苏先生列举了12省20多处重点发掘为例；关于后者，则举1982 年到1987年间的7次会议为例[34]。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足见苏先生的主张在80年代 的影响力（注：俞伟超便认为苏先生的主张在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占据主流的位置，参 见《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229页；关 于苏先生探讨考古学理论的情况（主要是90年代）可参见俞伟超《本世纪考古学的一个里 程碑》，《中国文明起源新探》6-10页，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这两方面 的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大型系统工程，说它是从7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 初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最大课题，应不为过。
    1984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35]面世，俞、张二先生合写的《编后记》可谓 两人“志同道合”的最佳表现。文章叙述了苏先生从40年代研究斗鸡台瓦鬲墓时对单种 器物运用分型分式法到50年代对遗迹单位、60年代对考古学文化运用分型分式法，以至 80年代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学术历程，明确提出“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 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并指出苏先生1981年提出的考古学研究之“中国学派” 的三个特征，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区系类型理论、探讨中国文化的任务（注 ：参见苏秉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考古》1995年第6期。但文中也提及 有人反对“中国学派”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