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史前研究》举办“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 ”，张先生发言说：“我国史学界对待《起源》，历来就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这 两种态度。”他主张研究史前史要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 族学发现的新材料为出发点”[39]。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模式出发，是后来争论中张 先生反复强调的一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未特别强调考古学的独特性，他所 说的“新材料”也可以来自古代典籍、古人类学和民族学。从1987年到1992年，张先生 发表了若干文章，批评考古学界某些不实作风，如无视中国考古学已有的对聚落和环境 的研究，将“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当作新考古学才有的内容；在学科手段并未发 生基本变化的情况下，划分“传统考古学”与“现代考古学”；笼统地谈学科渗透，妄 定分支学科等等[2]（211-217页，250页）。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没有指明其反对的对象 。直至1993年，张先生在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讨论会上点名批驳俞先生的主张，尤其 是《论纲》一文。同年10月24日，《中国文物报》刊载了张先生发言的第二部分内容， 引起学界广泛注意[6]（141页），“俞张之争”也由此而明确。
    张先生的反驳主要针对两个问题：1.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2.“新派”新在何处？他 不同意在中国划分“传统考古学”与“现代考古学”，认为“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 的，既不是宾福德，也不是‘新阶段的考古学’，而是夏鼐和苏秉琦”[2]（223页）。张 先生把中国考古学史分为六期，每一期的标志是“揭示考古学所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的 理论或其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科学事件”，即：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1931年梁思永 揭示后岗三叠层；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 文化的定名问题》；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讲演；1985 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注：张忠 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这一分期有明显的 “倒放电影”倾向，1949年后不在中国大陆的李济竟然不在其中，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详后。）。
    俞先生之《论纲》在张先生看来并无“新意”。首先，对考古学文化的理解，“新派 ”所引进的人类学“文化”概念并未给“传统考古学”加上新内容。所谓“物质的、社 会的、精神的”三个方面实质上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范畴。他同时指出，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待考古学“文化”，是舍弃了 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志，将会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混乱。其次，他认为俞先生文中的“环 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等未必都称得上是“方法论”，且均是“传统”中已 有的东西[2]（222页）。例如，1949年以前的殷墟发掘和1949年后的半坡、北首岭、元君 庙的大规模发掘都是“聚落考古”，周口店、殷墟也已经搞过环境研究[2]（250页）。不 过，后来在《聚落考古初论》一文中，张先生也承认这是个“既传统又颇新颖”的课题 [2]（119-204页）。张先生并不反对将现代科技运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他自己就是1949年 后中国考古学界最先搞墓葬人骨鉴定的学者[2]（287页）。但他认为科技手段至少在目前 阶段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以碳-14测年代，有其准确值范围，并不能达到精确，甚 至有时还不如类型学分期更合理；而植物孢粉分析中提取的孢粉标本无法确定它所代表 的地层；甚至骨骼的性别鉴定也有不可信之处（注：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13-118页；《浅谈考古学的局限性》，《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其《母权制时期私有制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 第1期）一文，将鉴定为男性的小孩墓（姜寨M22、M26、M27、M29）依随葬品的种类重新认 定为女性。）。至于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操作的前提条件仍是研究者运用类型学进行 的系统分析，它不过能提高效率而已[2]（212页）。在他看来，科技手段使考古学获得了 更多的信息，故需大力提倡，但并未动摇地层学和类型学那“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地位 （注：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第122 、123页；《浅谈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第148页；《中国考古学 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第244、245页。臧振华则认为，如果将考古学研究的 过程分为资料的获得、处理、分析与解释四个阶段，层位学和类型学的作用“充其量只 能达到资料的分析阶段，对于资料的解释，就不太能够有所发挥了”。参其《中国考古 学的传承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第16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 。）。
    俞、张二位先生间的更大分歧是此后才逐渐体现出来的。前已述及，俞先生认为“新 考古学”在目标高远而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运用“假设模式--发掘验证”的方法具有 “合理的内核”，而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的根本差别正在于是否作理论上的推测[1]（ 215页）。他提出，将考古学文化的范畴扩展到物质、社会、精神三个方面后，其核心部 分将被视为是人们群体共同观念体系的产物。用各种遗存来了解历史，便需研究这一共 同观念体系。他不同意将这种看法简单视为人类学传统，而认为是考古学、历史学和人 类学在逐渐渗透和综合，对考古学文化作整体性思考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1]（171页）。 由此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与美国“新考古学”的相似性，如“新考古学”的先驱瓦特·特 勒便主张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体化”，主张“文化的概念是一种综合体，应当采用一 种综合研究法”[1]（158.159页）。1993年后，俞先生似乎不再提“模式-验证”的方法 ，但一直坚持三学科合一是应有的发展趋势（注：如《楚文化研究的新基石--评<楚国>》（《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8日第2版）、《人类文化研究的趋势》（《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5期）、《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张先生则正从这种“模式-验证”的特点看出“新考古学”不过与“被教条主义捆绑 起来的考古学形式不同，实质都是搞从人到物、以论代史的先验论”[2]（216.217.297 页）。他认为考古学家“只能让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关系从自己的头脑中蹦跳出来，切 不能用别的学科结构，哪怕是那些被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取代对考古遗存的 具体研究”。张先生通过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来说明从考古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先验模式 出发寻找“客观规律”的艰辛：1958年，他主持发掘元君庙墓地，受摩尔根和吉谢列夫 的启发，不仅对人骨进行了鉴定，而且比附“家族、氏族、部落”写出了发掘报告。但 在老师苏秉琦的严格要求下，以数年的时间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排比，终于取得墓葬分 期分区的合理结果，推翻了他原先的臆想[2]（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