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张二先生皆是苏先生的弟子，从他们在80年代以前发表的文章看，其研究对象和 方法有相当距离。俞先生主要从事“历史时期”（尤其是先秦两汉）考古学研究，而张先 生则专攻“史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俞先生虽也关注和参与田野考古工作，其论文多 建立在考古遗存与文献互证的基础上，如《秦、汉的“亭”、“市”陶文》[36]（132-1 45页）用文献释读“亭”、“市”含义及陶文中的地名；《铜山丘湾的商代社祀遗迹的 推定》[36]（54-58页）解释立石为“社”和“杀人祭社”的风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漆器制地诸问题》[36]（146-153页）用文献和器物铭文推断遗物来源；《周代用鼎制 度研究》[36]（62-114页）涉及到考古类型学问题，但也是首先从古文献中归纳出周人自 己对鼎的分类和用鼎制度。而张先生围绕史前考古学文化所作的研究多见地层序列分析 和器物（主要是陶器）类型比较，目的是理清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基本特征、衍变及分 布情况，如《三里桥仰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37]（11-16页）、《试论东庄村和西 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37]（17-27页）等。
    到80年代初，俞、张二先生都对考古学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特别对地层学、类型 学方法作了系统总结（注：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 第5期；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此 二文1984年9月后曾作为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讲义使用，收入《考古 学是什么》。），并都注意到“文化因素”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俞先生那时较多 涉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注重考察古代民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在1985年楚 文化研究年会上首次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即“分析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不同文化 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确定其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他认为这 一方法是从类型学实践中归纳得出的，仍是“一种类型学方法”[1]（119-132页，216页 ，211-227页）。其具体个案包括分析西戎诸族的“屈肢葬”习俗与辛店文化高领袋足双 耳罐传播、流变的关系[36]（180-192页），楚与吴越之间文化因素的互渗[36]（243-253 页），“羌戎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等[36]（193-210页）。而张先生在1984年的文章 中也说：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多元结构，是由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而成的统一 体。通过类型学的分类对比，可以明晰其构成情况及源流[37]（260页）。
    可见他们两人都开始注重考古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而且都强调“文化因素”与 类型学的关联。因此，如果从俞、张二位先生的研究方式来看，可以说他们在80年代初 比较接近。然而到80年代中后期，俞先生的视线发生了转移。
    二、“现代”与“传统”考古学的想象对立
    俞先生后来回忆说，1983年秋至1984年春访问哈佛大学时，张光直就区系类型理论“ 与我有争论。他说，区系类型不等于别人不做，而且比我们做得还早。我感觉到也许我 们在摸索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发展得比别人完善些，但时空框架问题总体上仍然属于考 古学发展过程中上一阶段的东西”[1]（231页）。这可能是前引俞先生1985年“思想上有 所变化”的先期因素。
    1987年，俞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秦汉篇》讨论会”上发言，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民 族学、历史学研究成果概略分析了从石器时代到东汉末年中国古代居民世界观变化的情 况。在1988年的修改稿结尾，他谈到考古学研究从具体到抽象需走三步：第一，年代学 研究；第二，理清文化发展谱系；第三，透过具体材料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 态[38]。其后的两年中，他反复讲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质生产力，更要探索社会组织和 精神领域的内容[1]（133-136页）。这应是俞先生后来扩大“考古学文化”范畴的先兆。
    在1989年的文章中，他将全球范围的考古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期、传统 时期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传统时期的考古学主要是对遗存的具体说明、整 理和复原。苏维埃学派最早（约20世纪20年代）关心历史规律性问题，但在“左”倾机械 唯物论统治下，热衷于“论述抽象的社会学公式”。1949年后的中国考古学受前苏联影 响，也将目标提高到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但因长期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为物质文 化而束缚了研究层次。且当时大量遗存出土，建立文化序列成为首要任务，故虽也有学 者用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探索历史规律，却并非第二阶段的主流。到第三阶段时 ，探索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方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宗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地进行了实 践。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新考古学”提出的“假设模式--发掘验证”的方法有其 合理的内核[1]（141页）。
    如果说美国“新考古学”是将人类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话[3]（3页），则俞先生 代表的“新派”与之又有区别。他在1991年的《考古学思潮的变化》一文中详细地介绍 了美国的“新考古学”，并预言中国考古学也即将进入第三阶段。此文中已提及比“新 考古学”更新的流派--“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它强调在认识人类活动时，应注意 人类主观知性所起的作用（注：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161 页；并参见《新世纪寄语》，《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
    1990年，俞先生将这些转变后的认识具体运用到楚文化的研究中。他在肯定自己1981 年对“楚文化”所作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本体意义应当类同于当代人类学中 的‘文化’一词的概念”，也就是应当包括“一切行为的、产物的特征”，“一切物质 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他从东周时期楚、鲁、三晋和秦在哲学、文学、 艺术上之不同，大略比较出这四个区域代表的四类“文化观念”，并以此为例，说明考 察不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必然性”的一个研究内容[1]（143- 146页）。此时已可见他后来所谓“学科合流”主张的端倪。1992年俞先生与张爱冰合作 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一文，在内容上部分承袭80年代初关 于地层学、类型学的认识（如“层位论、形态论”）和1987年以来的一些新观点（如“文 化论”等），并提出理解考古学的性质、目的、任务、方法的“十论”，即层位论、形 态论、文化论、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全息论、艺术论和价值论。这可以 说是对此前中国考古学界出现的新观点一个较系统的总结。
    但是，这些新取向的探索在张忠培看来都有由实入虚的倾向，并进行了持续的反驳。 他后来回忆这场争论时说，自己在80年代初提出的实事求是、透物见人地研究历史的主 张被一些倡导“新考古学”的学者说成是过时的“传统考古学”，而他则认为所谓“新 考古学”就是搞从人到物、以论代史的先验论，结果他“被推入争论的旋涡”，言下颇 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2]（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