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就认为：李济个人的研究取向和成就对中国考古学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就 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时代”[31]（24-27页）。他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 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解释说：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 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 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 “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51]。但是，“自1929 年以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其发展的基础 还是李济先生用锄头在小屯最先奠立下来的”[31]（435-436页）。
    其实李济的影响并非局限在狭义的考古学领域，他在运用地下实物进行中国上古史研 究方面启发了一代学者。罗志田认为，尽管“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 ‘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 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清华国学 院第一届学生徐中舒治学取向的变化便相当能体现这一点（注：罗志田：《史料的尽量 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关于徐中舒受王国维和李济的不同影响，参见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收入 杜正胜、王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319-329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对中国考古学来说，李济从文化人类学的 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出解释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张光直提出，李济在中国古史的研究 上是一个学派的开山祖师，“这个学派也许可以叫它作‘兼容并包派’或是‘多学科并 进派’，但还是以‘人类学派’的称呼最为简单明了”[31]（26-27页）[6]（168页）。陈 星灿也认为李济的贡献之一是与安特生等人一起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注： 陈星灿：《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按陈先 生此文的意图在于提倡中国考古学界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去解决考古学的问 题。）。李济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人类学的思路和眼光，愿意广泛吸收一切相关资料， 并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6]（168-175页）。因此，他的考古学研究“是广 博的，不是狭隘的、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31]（424页 ）。但李济的这些影响，后来似乎没有得到大陆考古学界的充分认可（注：罗志田老师提 出，李济在1922年学生时期就撰文讨论“语言-符号对人的思维定势之持续影响”，并 提出以此为文化研究的基础，这与清代重小学的学统及后来傅斯年、顾颉刚等提倡的将 语言和历史结合研究的取向相通，还值得认真探索。参见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1922），收入其《安阳》第282-2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Chi Li：“Some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17,No.4 ,Apr.1922,pp.325-329.本文复印件承李光谟先生赐赠，特此致谢！）。
    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中一直存在一个特别强调发掘本身和出土材料的倾向，例如梁思永 所说的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吴金鼎，便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52]。 但不同的倾向也一直存在，徐炳昶和苏秉琦在1947年联名提出，“解决我国民族文化的 始源问题，途径不止一条”，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材料”，包括文献，传说和遗物。他 们承认“利用辅助科学，如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与原则来补充直接论证的不足”这类 “间接的考证”是必要的，“但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能喧宾夺主。一件‘恐龙’标 本的复原，主要还是靠‘化石’，不是‘进化论’。古史真相的推敲，主要还是材料， 不是社会史。否则，恐龙标本的复原可能一人一样。古史的讲法亦将人各一说”（注： 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 947年12月。若对比前引张忠培关于研究史前史要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古人类 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为出发点”的主张，可以看出从徐炳昶到苏秉琦再到 张忠培的一脉传承，故张先生特别强调考古资料本身的主张还应全面地理解。）。
    其实徐炳昶早在1940年便明确提出要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不久即 完成了自己的尝试，即其著名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注：参见徐炳昶《中国古史 的传说时代》第14-23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1940年是徐先生署于其第一章“ 论信古”之后的撰写时间，比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要早。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史 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 第4期）。）。他和苏秉琦所指的“传说”，实际仍是文字的史料；再加上他们已提及的 文献，则这两位考古学者那时相当注重“故纸堆中的研究”，这与梁思永口中田野考古 学的正统派吴金鼎显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偏于理论的所谓“辅助科学”，仅 表示了审慎的接受。也就是说，他们对文字材料的态度比“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更开 放，但对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史”（这在当时是有特定指谓的，即指以郭沫若为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和其他“辅助科学”，却有明显的保留，似乎又不那么开放。
    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当时的目标即“建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现 代考古学体系，……采用调查、发掘的方法以取得资料，进行基本研究和综合研究，进 而作社会史的考察以研究历史问题”。臧振华认为“这与过去史语所的考古目标基本上 是一致的”（注：参见臧振华《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 第157-158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关于考古所的目标转引自石兴邦《尽瘁于 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战士--夏鼐同志的学问、道德和事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 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第2页）。参阅夏鼐、王仲殊《考古学的定义和特 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3页）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的界定：“考 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 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其实如前所述，这里的“社会史”有 特定指谓，恐怕与“史语所的考古目标”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