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俞、张争论”公开化后两位先生的具体研究看，他们研究取向的对立并不 明显；相反，其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下面即作一简单的考察。
    俞先生的《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一文考察了 早期巴、蜀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主要通过对比中原商文化和巴文化、 蜀文化的遗存（如陶器、铜器）的种类、样式、数量，认为巴、蜀文化既有同也有异，并 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殷墟商文化的影响[40]。可见他仍然认同考古学区系类型 。此文和另一篇研究三星堆的论文都涉及到古人的崇拜和信仰内容，俞先生推测大铜树 为“社树”，理由之一是它与东汉时期四川及其他西南西北地区出土的铜质摇钱树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而摇钱树早已被推测为是“社树”的模仿；二是商代流行“社树”崇拜 ，三星堆早蜀文化存在很多商文化因素，故可类推；三为“社树”是祭祀土地神的，而 蜀人正是以农业为生。从此结论出发，他又推测铜树为蜀王专用、兼具祭天的意义，铜 人象征祭地的神祗等[41]。这一系列推论的主要依据是遗物形态、古文献记载和相互的 共存关系。其《“神面卣”上人格化“天帝”图像》一文中的文献份量更是极重[42]。
    在这段时期，俞先生仍然坚持“文化因素分析法”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其《<当阳赵家>序》、《<江陵九店东周墓>序》和《<舞阳贾湖>序》均有提及。这三本报告本 身也都细致地分析了遗存的文化因素组成情况。在《<舞阳贾湖>序》及《江阴祁头山遗 存的多文化因素》[43]中，他强调仅以陶器特征作为判定某一考古学文化属性的主要因 素是不够的，贾湖的农业、祁头山的璜形玉器，都表明一个与陶器群有差异的文化传统 ，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应该有不同的层次，还应当作整体性的思考。这期间，俞先生 主持了“黄河小浪底库区班村仰韶文化遗址综合发掘和研究项目”[44]，以多学科合作 为重点，相当能体现俞先生的变革意识。由于此项目的最后报告尚未公之于众，故其能 否成为中国考古学“新派”的作品典范还需拭目以待。
    张先生在90年代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文明形成这一课题。其《仰韶时代》[45]一文无 论从篇幅还是从内容上看，是这一时期张先生的重要成果。此文先论述了仰韶时代各考 古学文化的递嬗演变情况，然后用了约8页篇幅专论仰韶时代人种、人口问题，重点是 儿童死亡率、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和成年男女的健康状况比较；对社会组织的考察主要根 据村落、房屋的布局和葬制，论述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程；宗教方面，通过考察相关 遗物，如濮阳西水坡的蚌壳图案，含山凌家滩的龟甲，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大地湾的地 画等，探讨“巫师”的出现和史前居民的信仰。《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 [46]是张先生在此阶段发表的另一篇较重要的文章，他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祀”和“戎”均有专人掌管，“国家”的重要内涵已具备。由于资料显示人殉极少 ，墓葬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以及随葬品的质和量上，说明它并不是奴隶社会。
    张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47]和《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48 ]两文均以“神权”和“王权”为专人掌握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的标志，他认为西周及以 前中国文明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 制、礼制和分封制、有奴隶但并非奴隶社会。《窥探凌家滩墓地》[49]一文先梳理史前 宗教形式，即龟甲、玉琮和骨卜三者的演变和互相影响，次讨论凌家滩墓地反映的神、 军两权人物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最后通过与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相比较 而反映其独特的个性。而《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50]一文更体 现了张先生用考古学的眼光考察环境历史变迁的尝试。
    不难看出，不论是两位先生的基本观点陈述还是其具体的研究论文，都有很多相似之 处。他们对待考古学运用现代科技和对环境、聚落进行研究的态度以及对考古学研究内 容的理解，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研究取向方面，俞先生的主张中真正为张先生所反 对者只是“模式-验证”的研究方式。事实上，如前所述，两位先生在80年代都产生了 从过去的模式中走出新路的意识；不过俞先生主张更广泛、全面地联合历史学和人类学 ，而张先生主张返回考古资料本身，建立考古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光直以为，“两人 的主张与其说是不同，不如说是互补”[6]（150页）。然而，何以本来可以是互补的意见 却引来两位先生这一场争论呢？
    可以说，应该怎样划分中国和国外的“传统”与“新派”当然是基本认知上的歧异， 但背后隐伏的却是一个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学更基本的问题，即怎样看待和处理文献与 实物史料的关系（注：前文已指出，在50年代青年学者批判“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学 资产阶级方向”时，苏秉琦和夏鼐都是批判的靶子。到80年代苏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界的 影响日大时，他的研究取向也从重“物”进入了系统性的理论探索。俞、张二位苏门弟 子皆追随了老师后期治学的变化，不过张先生似乎更注意继承老师以前对实物的注重。 ）？这同时牵涉到另一个日益敏感的问题：考古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 支或“二级学科”？这样的问题必须置于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之中才能有陈寅 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下面即试从学科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争论。
    三、从学术史看中国考古学的属性
    一般都同意，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以安特生为起点。从安特生到李济最初主持的发 掘都是运用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注：陈星灿指出，事实上他们都注意到了地层的土质 土色变化，且李济在发掘方法上比安特生更进一步，是“相当科学”的，反映了“二十 年代发掘的较高水平”。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134-151页 。），梁思永则改为划分文化层。前些年有大陆学者认为，在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 界只从国外学到了一些并不地道的田野技术，持此看法者也包括俞先生（注：俞伟超： 《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是什么》第8-10页。夏鼐先生似也有此意，见 其《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前引张先生对 中国考古学的六期划分，也将李济排除在外。这再次凸现出俞、张二先生的共同之处： 即有意无意都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创始人李济不够重视。这一见解或因为与海外学 术交流曾经长期中断，至少不够全面，若二位先生今日言此，想不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