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异同
    学术界曾将判断是否出现文明的要素概括为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个方面。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文明起源具有区域性和多样性。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分别归纳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物化标志物。因此上述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要素，并不能作为绝对统一的标准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诺姆文明不是以城市或都邑而是以灌溉区的修建和划定来体现，为了表明古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有学者称埃及文明为“没有城市的文明”。（注：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绪论：理论与方法”及第10章《文明的道路与区域特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这种情况不仅在世界古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过程中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以往由于大家的视线只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这一点上，而中原文明又都具备上述文明四要素条件，因此，有关讨论便不再展开。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拓展与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多源并起，如同满天星斗，互相辉映的景象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搞清楚不同区域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物化形式（文明要素），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本节，我们试以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例，试作比较研究。
    （一）青铜器与玉器
    1.中原文明以青铜器见长。考古工作者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属于王湾三期类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西城内，已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此外，在郑州西郊斗砦也出土了坩埚碎片，经检验分析，确认是熔化铅青铜的炉壁。（注：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在河南临汝煤山二期文化的两个灰坑里，都出土了铜器皿坩埚碎片，上面残留凝结的铜液，经化验分析，含铜量大约是95%，为红铜。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较发达，（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既有较多的生产工具，如凿、锛、锥、刀、鱼钩之类，又有武器如曲内戈、直内戈和戚之类，更有复杂的礼器如鼎、爵、觥等；同时还有乐器，如铃；此外，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学者们认为，这已不是普通的装饰，而应该是祭祀用具，具有神秘的内涵。总之，中原地区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过程中，青铜器一直是其重要标志。
    2.长江下游文明和燕辽文明以玉器显胜。从年代上看，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马桥文化的前半叶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但我们至今未在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铜器，在马桥文化遗址里虽发现有铜器，但数量既少，水平又低。显然，长江下游的文明，不能以铜器作为标志。
    真正能代表长江下游文明水平，并可以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的，是良渚文化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内容之丰富，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美。良渚玉器的种类有琮、璧、钺、镯、璜、管、珠、锥形饰、半圆形额饰、冠状饰、三叉形饰、柱形器、柄形器、插座、杖端饰、圆牌、坠、纺轮、新月形饰以及鸟、鱼、蝉、龟等20多种，不少器种目前只能暂用描述性的名称。在这些玉器中，琮、璧、钺可视为礼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件。其共同形制为外圆内方，分镯状和柱状两种。在任何一件玉琮上都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只是繁简程度不同而已。琮只出现在大墓之中，表明它是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玉琮应该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可能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有关，而“神人兽面纹”则与巫术观念中借助动物伙伴以沟通天地神灵有关。在酋邦制文明起源阶段，神权与政权是统一的，且为少数统治阶层所掌握。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作为他们拥有权力的象征。”（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76页。）璧是良渚文化中平面面积最大的玉器。琮是神权的象征，而璧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至于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玉钺磨制精细，大多为素面。其中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面都刻有完整的与玉琮一样的“神人兽面”图像，说明钺还与神权相统一。在良渚文化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这应该是墓主军权、神权、财权三位一体的象征。
    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年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大致相当，后红山文化（小沿河文化）则与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大致同时。苏秉琦先生认为，在新石器中晚期各文化圈中，红山文化最先步入文明古国阶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红山文化也不见有青铜器，而以大量的玉礼器为其文明标志。
    燕辽地区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主要的随葬品都是玉器。与良渚文化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多，形状各异。据初步统计，有大型玉龙、双龙首玉璜、兽形玉、鱼形坠、玉龟、勾云形玉佩饰，马蹄形玉箍、玉璧、玉钺、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玉珠坠、棒形玉饰、玉环、玉鸟、玉鸮，虎形玉佩等等。
    红山文化玉器有些可能是装饰品，但大部分应该是宗教礼器，具有深层次的含义。如玉璧、玉钺，应该与良渚文化玉器一样，是财富、军权、神权的象征。特别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件猪首“C”形卷体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还有许多被命名为红山文化的兽形玉，也都有猪首龙身的特征。这应该是红山初民的神灵之物，与他们的猪龙图腾崇拜有关。总之，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南北对应的两个“玉器王国”。
    青铜器在中原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等级地位、社会财富、酋邦政权、宗教神权以及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同样，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在长江下游与燕辽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也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燕辽地区文明起源有别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