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出身而又受雇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学者、作家以及出版商是属于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并以特殊的方式区别于各种形式中的老市民阶层。尽管他们在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中没有明确固定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正是他们的动力与能动性，才突破了等级制秩序凝固、静止的状态[2]（P.34）。首先，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如在金融业、纺织加工制造业的技术中，专制主义的国家需要这个新阶层来发挥他们具有开创性的积极性，从而将重商主义政策推向前进[3]（P.57）。但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纳税体制，必须依靠这个日益成长起来的新阶层。而这个新阶层的成长一方面与专制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直接关联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专制主义的发展也为这些平民子弟提供了有限的上升机会。从更长远的政治前景来看，这个专制主义国家也只有借助这个新阶层的帮助，才能插手地方管理，并通过中央管理，从普鲁士邦国议会手中剥夺那些享有等级特权的乡村容克贵族手中的权力。因此，不是那些“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而是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成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因素。
    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与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尽管不源于启蒙运动，但它与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意图是相一致的：“使统治理性化、反对等级制、提高社会能动性”[4]（P.86）。它服务于一场局部性的现代化，这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增长人口、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税收，以达到服务于整个国家的一体化、确保已占有的版图并扩充版图的军事、外交目标。
    这场局部性的现代化导致了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的长期侵蚀，它使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与开明专制主义目标同走了一段路之后，终于成为了开明专制主义“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
    二
    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社会载体究竟来自于哪些职业阶层呢？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撰稿人的社会出身，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这300名撰稿人中，80名学者组成了最大的集团，占有27%的份额，他们是大学与人文中学的教授及各级教师；60名国家官员组成第二集团，占有20%的份额；50名神学家、教士、牧师等神职人员组成第三集团，其份额也占近17%；另有45人出身于贵族或上层贵族并构成第四集团，这个15%的比率超过贵族在总人口中比率的数倍；剩下的20%，由来自其他各社会职业阶层的近60人组成，其中包括15名“自由职业作家”、10名军官、7名书商和银行家在内[1]（P.252）。
    《柏林月刊》的撰稿人中，从出身来源上讲，占压倒优势来自于“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其次是神职人员与“受过教育的贵族圈子”。这些人都与普鲁士国家有着强烈的物质上的联系，都属于国家与社会中有影响地位的阶层，而来自手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成员在启蒙思想积极宣传者的行列中极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300名撰稿人中，一半人有自己的主业，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写作、教育、科学工作的。另外撰稿人中有10名犹太人，5名出身于贵族阶层的妇女，这两者尽管数量很少，但由于他们过去是完全被排除在这类活动之外的，因而仍然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
    《柏林月刊》作者群的这种社会学面貌，典型地反映了普鲁士启蒙运动载体阶层的基本结构。例如，与著名启蒙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科莱（Friedrich Nicolai）主编的《德意志图书馆总汇（Allgemeiner Deutscher Bibliothek）》杂志进行合作的作者共有433名，对他们进行的一份社会学分析与研究，证明了与《柏林月刊》类似的社会组合。又如，尼科莱曾于1781年组织过一次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穿越德国与瑞士的旅游。其后，他公布过一份参加这次旅游的近800人的名单，对这份名单进行的一份社会学分析与研究，再度证明了类似的社会组合[1]（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