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目标、方法和影响，依赖于一种联络结构，这种结构是通过启蒙思想家、公众和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来造就的。由于腓特烈大帝与启蒙运动部分的一致性，由于他对公众性现象相当现代化的理解，因而在他身上，突出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普鲁士政治特征。与法国的发展进行比较，能有助于人们对这种普鲁士政治特征的理解。
    首先，国家与王朝在普鲁士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面临财政上的破产。大量的整顿尝试，本来仅仅在扫除纳税特权上才有成功的机会，在法国却强化了长期潜在的危机意识。因为这种整顿尝试不仅加强了非特权者对废除纳税特权和社会特权的欲望，而且同时也加剧了特权者的对抗。正是在这两者之间被夹住，优柔寡断的法国国君路易十六的地位不断受到了削弱。
    而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引入国内货物税与交通税的国家垄断时，虽也导致了极大的不满，但王室仍保持着一种相当强大的地位。国家官僚机器的效率、廉洁，理性主义、实事求是的治理作风，开明专制主义的改革成就，所有等级的社会纪律化，平民的军事化，所有这些都在政治上发挥了稳定性影响。这不仅使霍亨索伦王朝比波旁王朝更少腐败和无能，而且也使它的国家和社会统治权力的受攻击面比波旁王朝的旧体制要小得多。因此，腓特烈大帝税收政策上的失误，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危及这个“启了蒙的”专制主义政治--社会体制。
    另外，在作为欧洲思想解放中心的法国，启蒙运动是以对封建王朝鲜明的思想与文化反叛形式出现的，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社会契约论”，无论是“反教权主义”，还是“信仰、言论、出版自由”，都是毫不妥协、直接针对波旁王朝与天主教会的封建专制旧体制的。这些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宣传活动，不仅不可能得到王室与教会的支持或默许，而且反过来使他们成为了政治上受打击、迫害的对象，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容易得多地在那些旧体制下看不到社会上升机会与政治前途的整个“第三等级”中找到了共鸣的土壤，因而启蒙运动在法国能产生出比普鲁士大得多的群众性影响。
    而在普鲁士，“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还并没有被定位到等级社会秩序之中，但这个阶层是以特殊的方式与这个普鲁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国家，才为这个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某种上升机会。因此，让这个新市民阶层与上层等级中受过教育者联合起来去反对国王，在普鲁士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整个市民阶级内部，新、老阶层无论是在社会利益、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目标、或是在行为准则方面都不能取得一致性，启蒙运动在整个“第三等级”中的影响力也要比法国小得多。因此，让这个新市民阶层去与各种老市民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在普鲁士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启蒙思想家对帝国城市社会经济状况的批评表明：那种受行会法规影响的经济关系与“启了蒙的”新市民阶层的经济观念之间能协调的地方是多么之少，因为普鲁士的行会是顽强抵抗普鲁士国王改革行会制度的各种尝试的[5]（P.191）。所有这一切，恰恰导致了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力图用接近王室、促进改革，来达到他们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终于使启蒙运动成为了这个开明专制“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
    最后，腓特烈大帝与法国国君路易十六比较起来，不仅显现出他给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更显现出他“启了蒙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形象。与路易十六压制、打击、迫害启蒙思想家的方式不同，腓特烈大帝被他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视为那个“学者共和国”中的一员。启蒙哲学家将他作为“通信伙伴”，启蒙文学家将他视为“谈话对象”，而这正是他用“无知”和“有缺陷”等美学上的判断来证实他对德意志文学独具眼力的评价的时候[10]（P.87）。正是他，在波旁王朝迫害启蒙学者的同时，使柏林和波茨坦宫廷成为了伏尔泰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的避难所，而他本人又十分谨慎地控制着法国与普鲁士启蒙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总之，腓特烈大帝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智者，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一位手段高超的政治家，比较起其他同时代的欧洲君主来，能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