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启蒙思想家有两个最重要的精英集团，一个是1749年成立的“星期一俱乐部（Montagsclub）”，另一个是1783年秘密组成的“星期三协会（Mittwochsgesellschaft）”。在这两个集团成员身上，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启蒙思想家与政权、教会、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是“星期三协会”，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成员中有大量身居要职的普鲁士国家官员、政治家和神学家。例如，枢密院最高国务大臣冯·施特努恩斯（vonStruensee），枢密院最高法律大臣冯·施瓦勒茨（von Svarez）及其助手恩斯特·菲迪南·克莱因（Ernst Ferdinand Klein），枢密院最高金融大臣冯·福勒默（von），枢密院成员、军事顾问、后出任国家公使的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以及新教最高教会理事会成员迪特里希、特勒尔、车尔勒、格迪克，王室图书馆馆员比斯特（格迪克与比斯特两人同时也是《柏林月刊》的编辑）等，这些人都是“星期三协会”的成员。此外，还有哲学家门德尔松与恩格尔，神学家施帕尔丁和格柏哈尔德，王室御医迈尔和默森，著名出版商、时事评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尼科莱以及其他柏林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这些人也都是“星期三协会”的成员[1]（P.229）。
    对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社会学分析还需要对它响应者的分析来进行补充。但是，要回答普鲁士启蒙主义公众的社会结构问题，却要比回答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出身问题困难得多。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并不涉及到“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从很大程度上讲，启蒙运动的思想作品尽管比其他文学和哲学上的相反潮流要通俗得多，但其思想财富的接受者一般限于三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上层：即“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部分神学家及神职人员阶层，以及“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据尼科莱统计，“1776年在整个德意志，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的人也就是20000人左右”[5]（P.183），这里面还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可见，启蒙公众当时在德意志社会并不具有普遍的群众性。
    从当时主要的启蒙杂志的销售情况来看，只能反映出启蒙公众的大致规模。例如，《德意志图书馆总汇》在40年间共出版80000册，1777年达到其最高的年出版数2548册，但只卖掉了2000册左右。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主编的《德意志墨丘利（Teutschem Merkur）》1774至1796年间的年出版数由2000册下降到了1000册。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Allgemeinen Literatur-Zeitung）》1787年卖掉近2000册，在汉堡出版的《爱国者（Patriot）》同年达到过一次创纪录的销售--6000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August Ludwig）从1782至1794年间在哥廷根主编过《国家的迹象（Statsanzeigen）》，最辉煌的时期每年出版不过4000册[6]（P.56）。当然，不仅这些杂志彼此之间在展开竞争，而且除买者阅读外，还可能经多人之手。因此，要精确地得出启蒙公众的具体人数十分困难。
    在18世纪，书籍的出版数量在不断上升，仅1791年，整个德意志就出版了3200种，但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连同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在内，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间也只卖掉了12000册[6]（p.59）。这还是整个德意志语言空间里的统计数字，可想而知，普鲁士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当然就更少了。
    18世纪的这100年，不仅如席勒所言的那样是一个“被墨渍铺盖的世纪”，更是一个“读书成瘾”的世纪。读书的欲望是普遍的，哪怕是在最低等的阶级那里，能读书也被视为家庭的幸事。宗教、德行、节俭、取得成就等方面的要求驱使着人们读书。但是，随着书籍内容的重心由宗教、神学著作转移到文学、哲学、教科书以及其他非宗教作品上，读者圈子的扩展却越来越受教育水平的限制，更何况只有部分读物是“亲启蒙运动”的[6]（P.124）。因此，向那些买不起书的人、只读通俗文学的人、或是不能读书的人介绍启蒙运动的思想财富变得越来越具有意义，这就使得启蒙神学家在整个启蒙思想家队伍中的意义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惟有他们，才能用宗教式的语言将启蒙思想送到学者和作家们用印刷语言写成的作品所达不到的社会阶层那里。
    这种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尼科莱写道：“具有启蒙思想的神职人员在柏林经常被‘下层暴民’砸破玻璃窗”[1]（P.176）。在18世纪后半叶的同时代人的作品中，人们能经常性地读到这个词，这说明下层民众强烈的反启蒙运动的反现代化倾向。从更大程度上讲，中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主要是受传统而不是受文化上层引导的，人们能够在行会手工业者、师傅与徒弟身上看到他们信奉的传统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强烈烙印。因此，在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对下层民众的影响相当有限，换言之，广大中下层民众并没有成为普鲁士启蒙运动最直接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