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鲁士启蒙思想家们有着自己政治上的基本目标：力争公共性影响，拓宽社会基础，追求各等级的法律平等与社会解放。在目标实践的手段方面，占压倒优势的仍然是温和派而不是激进派的方向，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成长都是依赖于这个专制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发展的。但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对自由的渴望又将他们推到一种极为矛盾的位置上，他们既将普鲁士看做是“一个具有文明正义性的国家”，同时又将它看做是“一个像罗马神话中的守护神那样显露出双重面孔--军事与哲学--的国家”。因此，他们最直接的要求就是：“作为人民大众的代表者和理智的引导者而被君主所接受”（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语）[7]（P.435）。这反映出，“人民大众”尽管没有成为启蒙运动共鸣的真实土壤，但仍然是被作为他们社会--政治要求最为合理的证明来使用的。
    在这个欧洲大陆到处都在推行“文化检查统治”的时代里，普鲁士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批评的公开表达方面仍有相当的自由。正如王室图书馆馆员、《柏林月刊》编辑比斯特所云：“尽管在普鲁士，这种自由是限制在‘允许戴上面具来进行政治批评与讽刺’上的，但实际上，当人们采用一种间接方法时，这种检查制度就是完全无效与毫无意义的”[5]（P.193）。这种间接批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运用学者们人人都懂的影射手法；在讨论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基本问题时，将具体的结论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想；在表达其他国家类似的关系时，赞扬或批评邻国的国王；突出赞扬先前统治者的功绩，以便让后继者向他看齐等。这类政治表达一般都得到了宽容，只要不触及到自己国君在外政上的顾虑[5]（P.193）。当然，这种间接批评方法本身也就将影响效果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读者圈子中了，将政治远期目标降低到一种局部改善的要求上了，因而只能长期而缓慢地突破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框架。
    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要求在超越空想形成核心以前，需要多方面的组织形式。对于这些组织形式的造就，普鲁士君主也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尽管是在完全没有预见到它种种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学者共和国”联络网的形成证明了这一点。学者们主要集中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哈勒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和哈勒中等专门学院，这些研究与教育机构都是在普鲁士国王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它们在整个18世纪中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们提供了发挥才能与作用的场所。例如，“天赋人权”的思想就是首先通过普芬道夫、托马修斯、沃尔夫等这些著名法哲学专家的宣传与教育，才影响到市民出身的官员阶层与贵族出身的上层官员的，其长远的效果能通过1794年《普鲁士国家全国通用法》（Allgemeinen Landrecht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的出台，通过法律制度和管理上的改革与成就得到证实[8]（P.157）。
    在杂志和书籍、研究院和大学、书市博览会中开展的思想讨论，只构成这种组织形式的一部分。多方面的接触、长期的通信、多次的旅游、读书协会、爱国者协会、尤其是共济性质的协会，才使普鲁士最后发展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例如，“星期一俱乐部”、“星期三协会”之类的共济协会成为一种“享有社会治外法权的地方”。在它们的内部，废除了社会等级界限，诸侯贵族、高等贵族、市民文化上层在这里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以表达对理性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尊重。这种带有秘密（也即不公开）实践成分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妨碍它影响的发挥，连腓特烈大帝本人有时也是“星期三协会”的“板凳会员”[9]（P.706）。
    这种共济会形式的秘密协会，由于能放弃繁琐的礼仪和森严的等级并转向具体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因而在18世纪最后20年中成为了普鲁士政治变化的一种标志。但这种协会由于其非公开性，仍然将更广泛阶层的群众排除在外以至于“星期三协会”被人们称之为“学者与政治顾问们的最高委员会”，它已超越了“通过公开的理性来达到政治影响”的方法，发展到“通过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同类性协会来达到对国家立法和人事政策产生影响”的程度[9]（P.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