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784年春，腓特烈大帝在宰相冯·卡麦尔的建议下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对一个专制主义君主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他提出《普鲁士国家全国通用法草案》（Allgemeinen Gesetzbuch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供官员与学者们公开讨论。尽管没有出现几年后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公民投票”，但这一具有轰动性效应的措施本身就将一种重要的方法与内容置入到国家和政府事务之中，从而在18世纪80年代将普鲁士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这场公开讨论形成的高潮中，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他们最重要的战役。他们在讨论中涉及到后来在法典中承认的“天赋人权”，涉及到在法权争端中禁止国王的“权力要求”，涉及到“统治的宪法化”，最后还涉及到“软化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而这已经涉及到“社会权力位置”问题了。不少启蒙思想家甚至提出了“公民的私有权必须通过一部民法典来加以确认”的要求，而大哲学家依玛努尔·康德（Immaruel Kant）更是区分了理性的公共使用权与私人使用权，并明确提出：“唯有学者，而不是君主，才能拥有这种理性的公共使用权！”[11]（P.53）如何解释腓特烈大帝作出的这一对国家改革计划展开公开讨论的重大决定呢？这个进程究竟是证明了这位国君的启蒙思想意识，还是仅仅只涉及到一种更熟练的政治操纵技能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涉及到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本质，正如对这个“启了蒙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评判一样，其解释直到今天都仍有争议[12]（P.4），但是在此，看看同时代的那些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当年如何评判腓特烈大帝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有帮助的。
    普鲁士启蒙思想家恩斯特·帕特（Ernst Pate）从腓特烈大帝奖励“有价值意见提出者”的方式中来认识这一举措的意义。他讲道：“这种程序使人们强烈地回忆起18世纪科学研究院的有奖竞赛，这说明国王从启蒙的理念出发，想通过自由思想家们的竞赛将真理揭示出来”[5]（P.196）。这种解释不无道理。至于腓特烈批准这项决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马维茨（Friedlich August Ludwig Marwitz）认为，“腓特烈必须考虑启蒙改革家卡麦尔、施瓦勒茨、克莱因等人的计划，因为这些人显然得到了学者和时事评论家们的公开支持”。他甚至将这部法典称为一部“平等法典”[13]（P.21）。
    必须承认，这场公开讨论的出现，是腓特烈大帝与他的臣民、尤其是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一种体现。这位专制君主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承认公共舆论日益增长之意义的统治者之一。因此，要评价他所作出的这一重大决定，还应考虑到另外三个更为广泛的方面：
    （一）这位君主身上明显打有启蒙运动的烙印，腓特烈大帝与他父亲威廉一世在思想意识上的区别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对此，康德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唯有一个自己启了蒙的人，才不害怕自己的影子。尽管腓特烈是一个手中握有大量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人，这本身足以保证公众的平静，但他同时还想不停地倾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而这是他的父亲所作不到的”[11]（P.61）。试问当时的欧洲君主中，又有哪一位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经常性地参加类似于“星期三俱乐部”这样的秘密组织的活动呢？
    （二）尽管还谈不上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哪怕是局部性的参与，但腓特烈大帝在国家政治塑造方面采用的这种“征求意见的内部探寻机制”，已经具有了某种“替代性国会的功能”[14]（P.60），这在当时的欧洲专制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腓特烈大帝尽管并不支持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法律平等”和“废除贵族等级特权”的要求，但他早在1763年就曾下令解放农奴，只是由于地方容克土地贵族的反对，这个命令才仅仅只在王室领地上得到贯彻，而受到他本人严厉批评的“再版农奴制”和土地贵族庄园制仍然存在。因此，在这场公开讨论中，他与启蒙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普鲁士东部省份中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们的状况”[1]（P.259）。这在欧洲君主的执政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