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腓特烈大帝究竟多远地展望过这场公开讨论的后果，至今也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怎样，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的《柏林月刊》，在1785年第5期上以《诸侯们通向永恒的新道路》为题发表社论，提出了“必须进行一场大改革”的要求，这种要求远远超越了18世纪普鲁士的法律结构。
    这篇社论这样写道：“当一位诸侯想造就一部能特别持久的法律时，他就必须给这个国家一部宪法，惟此，他的后继者才不能专横地修改由他引入的法律。从现在起，他必须做到这一点：除了整个国家赞成而产生的这部法律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法律。一句话，他必须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统治家族的首脑占有的仅仅只是一个主席的位置。”社论作者以具有预见性的目光观察到：“惟有一部共和主义的宪法，才可能被长久地贯彻，才不会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平民骚乱而受到危及，因为它是由一批有代表性并充满智慧的人通过争论之后才平静地起草的。”社论作者继续写道：“从来就没有哪位君主能无限制地稳定他的统治，除非他将这种统治交到人民的手中”，“诸侯们应习惯于让人民分阶段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寻求有能力的人作为代表来关照这个民族的幸福。当诸侯将选择上级的权利转让给人民的时候，就是为此作了最好的准备！”[5]（P.198）这样的政治要求竟然能在首都柏林的杂志上公开刊登出来并四处传播，说明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末期的普鲁士，舆论表达已达到了相当自由的地步！
    在这场公开讨论中，人们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君主不履行统治契约中承诺的义务时该怎么办？”枢密院最高法律大臣冯·施瓦勒茨区别了暴君与立宪君主。他指出：“暴君是反对履行义务的，而立宪君主是拥有来自于公民契约所赋予的权力的，当他自己取消了这个契约，他就变成了暴君”[13]（P.141）。康德则强调：“不仅人民对国王有义务，而且反过来讲，人民也拥有不可丧失的针对这个国家首脑的权力”[11]（P.161）。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地位重要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得出过“那么，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忘记义务的统治者”的结论。这也反映出，普鲁士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还仅仅处于“君主立宪制”的边缘上。
    参加了这场讨论的腓特烈大帝本人显然也研究过这种“君主立宪”统治形式的阴暗面。他认为，“如果人民拥有这种权力，只会引起日益增长的无政府主义，放逐长久的内部斗争，王储也会经常性地煽动人民来反对执政统治者”。因此，他表示，他“只想到了一种临时性的解决手段”，即“当君主不履行统治契约中承诺的义务时，只能投入能干的大臣和顾问，而不是人民大众，来反对这个最高统治者”[5]（P.200）。对此，康德发出这样的惊叹：“尽管他的论证并不具有说服力，但是，一位专制主义的君主，竟然能在18世纪与启蒙思想家们一起讨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推翻君主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不能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外！”[11]（P.231）
    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社会契约”与“统治契约”原则的部分承认，直接导致了普鲁士君主的义务：废除刑讯，实行宗教上的宽容，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进行各种法律制度上的改革。但是，他的许多改革计划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例如，《普鲁士国家全国通用法》是在他去世8年后的1794年才真正生效的，而那时，启蒙思想家的许多原则或是被修改，或是被拒绝。另外，由于地方容克土地贵族的强烈抵制，该法的宣布并没有能使普鲁士东部省份的“再版农奴制”与土地贵族庄园制受到真实的触动。而且，启蒙思想家们“解放犹太人”的要求也遭到腓特烈大帝的拒绝。当然，这位君主还是通过采取实际措施对犹太人经济上的解放做出过贡献，例如给予犹太人自由经商的权力等。但这些措施不是从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信念出发，而是从财政--经济政策上的考虑出发才采取的。
    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后，他在政治上的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都得到了加强，从根本上讲，普鲁士的启蒙运动还必须忍受一次反弹，而且这次反弹经历了整整20年！但在这20年里，启蒙思想家们并非沉默无声地度过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普鲁士启蒙思想家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1792年，启蒙思想家阿道夫·冯·克尼格男爵（Adolf Freiherrvon Knigge）直截了当地指出：“若不进行改革，就存着革命的危险，必须用改革来避免革命！这种理由也特别针对诸侯的自身利益，手中掌握权力的统治者，现在正是时候了！”[5]（P.198）1798年，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在他的著名文章《关于公共舆论》一文中，不仅重复了他在1789年以前就曾提出过的“必须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要求，而且还这样警告当时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大帝的儿子威廉三世：“在一个国家里，数千万人再也不会允许自己被作为‘道义上的零头’来对待了。理智的每句格言都应具有法律的力量，必须维护这种力量，只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意见。君主必须尊重公共舆论，尽管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而是出于自我确保和自我维护上的明智”[11]（P.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