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植园奴隶制
    种植园奴隶制是殖民地时期盛行于加勒比群岛和巴西的重要经济制度。自从1502年第一批黑人奴隶到达美洲后，大约300年时间里，被出售到西属美洲的黑奴达300万，出售到巴西的黑奴达500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43页。）。其中约2/3被用于各类种植园。种植园奴隶制与大庄园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经济单位，它直接为世界市场生产单一的农业原料（蔗糖、咖啡、棉花、烟草），它的生产是建立在开发大片富饶肥沃的土地和对黑人奴隶进行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社会单位，种植园内部是一个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制度主要按自由民和奴隶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划分，附之以职业上的差别。在巴西甘蔗种植园，拥有糖坊的种植园主居首位，甘蔗农场主次之，然后是管理人员和少数自由雇工，黑奴处于最底层。作为行政单位，种植园主大多在当地市政机构或民团中担任职务，并通过同王室官员联姻、教父教母情谊结成了亲属关系网，从而成为殖民地政治的基础，左右当局的决策（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2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495-505页。）。
    19世纪30-80年代，拉美国家先后废除了黑人奴隶制，种植园的奴隶逐渐转化为佃农和雇工，但这一制度的遗产仍难以消除。它的遗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单一产品制，在加勒比群岛至今仍很突出。二是种植园主为维护既得利益，反对现代化改革，在巴西，种植园主寡头政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三是种族歧视。殖民地时期的法律规定，禁止自由有色人妇女穿戴白人妇女所穿戴的衣服、服饰和头饰；禁止自由有色人接受大学教育和从事自由职业；禁止他们充当神职人员；禁止他们担任政府公职；服兵役则必须组成黑人连队（注：韩琦：《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2页。）。废除奴隶制后，黑人的境遇并未得到多大改善，肤色及历史的原因使得黑人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绝大多数黑人生活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肤色就是壁垒”的谚语仍有市场，种族歧视或变相的种族歧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伯恩斯曾写到：“如果得出结论说巴西没有种族歧视，那就错了。报纸通常登载招工广告，但只招白种人。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外交使团及海军军官仍是清一色白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需要颁布法律来惩罚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了。”（注：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269页。）
    四社会等级制度和种族制度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社会等级的划分严格遵循着种族界限，甚至创造出一种肤色制度，或者说是根据肤色划分社会等级的制度。
    在西属美洲，各种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混血，到17世纪末形成了一个社会金字塔。位于塔顶的是“半岛人”，即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他们是殖民地的高级官吏和高级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克里奥尔人”，即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他们大多为殖民地的低级官吏和神职人员，许多人是大地产主，构成殖民地社会的权势集团；第三等级是“梅斯提索人”，即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他们多为小商贩、工匠，或农牧业与采矿业中的自由劳动者；第四等级是印第安人，他们在矿山、农村和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到殖民后期，他们构成金字塔中人数最多的层次，约占总人口的45%；第五等级是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和黑奴与其他种族混血的后裔，后者包括“穆拉托人”（黑白混血）、“夸尔特隆人”（白人与黑白混血人的后裔）、“桑博人”（黑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处在金字塔最底层的是黑人奴隶。据统计，在殖民地时期的170名总督中，只有4名是克里奥尔人，他们都是西班牙官员的后代。602名西属美洲的都督、省长和地方行政长官只有14名是克里奥尔人。606名主教和大主教中，只有105名出生在新大陆。这种不公平的分工及其明显的经济后果是克里奥尔人通过独立战争取代半岛人的重要原因。
    在葡属巴西，社会等级的森严不亚于西属美洲。最上层是“王国人”，即葡萄牙出生的白人，他们是殖民统治者，控制行政要职和对外贸易。第二层是大地产主集团，包括大种植园主、大庄园主、大牧场主、矿主，主要由土生白人组成，他们构成了殖民地的权势集团，实际上控制着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着地方政权。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王国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冲突。第三层是普通劳动者，由白人平民、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组成。他们大多在种植园、矿区和城市里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农业；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虽然1611年葡王下令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但实际上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没有多少改变，黑人奴隶的命运则更为悲惨。
    拉美独立运动只是由克里奥尔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殖民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以种族作为主要划分依据的社会等级制度被保留了下来。这种遗产体现在很多方面。时至今日，拉美大部分高级职务和自由职业均由白人和梅斯提索人担任。殖民者根深蒂固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和喜欢奢侈豪华的作风也流传下来，上层人物控制着财产和权力，享尽荣华富贵，而广大民众却处于贫困和失业之中。拉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这种由来已久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不断引起下层人民的强烈反抗，是拉美社会动乱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家长制也是殖民地的社会遗产之一。这种源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强调男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家族联系和对家族的忠诚，家族的男性领袖对其家族和同宗远亲实行专制统治。这种制度对政治的影响是拉美的政界领袖倾向于对同一政治派系的人实行某种家长制，要求大家都像他的家族成员一样对他俯首贴耳，毕恭毕敬（注：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90年，82、31、79、82页。）。
    教亲关系是另一社会遗产。这是一种教亲家（父母同其子女的教父教母）之间，教父教母与教子教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义务。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当教子成为孤儿时，教父在道义上有责任保护和管教教子。这是血缘和姻亲关系的扩大，目的在于通过洗礼仪式把现已属于同一集团的人笼络在一起。教亲关系有时成为渴望在社会等级阶梯上攀登的野心勃勃的人的武器。有人认为，当正义之门被关闭的时候，就必须去敲教亲关系的门了（注：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90年，82、31、79、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