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亲关系和家长制所带来的裙带关系、办事唯亲和奴隶主义等弊端，使拉美社会缺少公民责任感和慈善心，严重削弱了民众的社会经济结构。约翰·科茨沃斯在描述19世纪墨西哥的制度环境时谈到：在经济活动中的成败常常取决于生产者与政治当局的相互关系。干预主义以及制度环境中普遍的仲裁性质，迫使每个企业、城市或农村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方式下运行。他们利用亲戚关系、政治影响以及家庭地位来获得补贴信贷的特权。诺思对此评论道：在拉美，人际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仍然是大量的政治经济交换的关键。制度框架演进的结果既没有使政治稳定，也没有实现现代技术的潜力（注：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56-157页。）。
    殖民地的种族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是合而为一的。
    种族制度的遗产之一是种族悲观主义。殖民者对有色人种存有种族偏见，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愚昧、迷信、顺从、缺少智力和创造力并不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是印第安人。对黑人奴隶制的辩护是，基督教将这些黑人从野蛮和部落战争中拯救了出来，但是教育这种天生落后的种族是徒劳无益的事情（注：Stanley.J.Stein and Barbara.H.Stein,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pp.118-119.）。这种种族偏见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则表现为统治阶层和知识界存在一种极端的种族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拉丁种族是颓废的，对一个既是拉丁人的又是梅斯提索人的大陆来说，前景是暗淡的（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400-401页。）。在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思想以及拉美复杂的种族构成的现实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发表的拉美种族悲观主义言论超越国界遍布整个半球。如阿根廷人卡洛斯·O·本赫写的《我们的美洲》（1930年），玻利维亚人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写的《病态的民族》（1909年），秘鲁人弗朗西斯哥·加西亚·卡尔德隆写的《美洲的拉丁民主政治》（1912年）是这种言论的典型代表作。本赫写道，西班牙语美洲是一个种族的“空中楼阁”，不像美国人，美洲的西班牙人不是纯种，而是“梅斯提索化、印第安化和穆拉托化的欧洲人”。每个族群有它自己遗传的心理特点，而各共和国的“民族心理”因各自特有的种族混合情况而有差别，可是，构成“种族精神”的是三个基本特征：傲慢（源自西班牙人，可追溯到西哥特人）、忧郁（源自印第安人）和懒惰。阿尔达斯则把国民心理中的许多缺点，诸如欺骗行为、好作空论、缺乏事业心、思想贫乏等等，归咎于印第安人血液的大量注入（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4卷，400-401页。）。在这种将拉美落后和混乱状态归咎于混血人种的责备声中，他们使人民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注：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263页。）。
    统治阶层含蓄地承认种族理论的正确性，并认为改变种族现状的措施是鼓励欧洲移民，只有欧洲移民的到来才能改变国民的素质，使资源得到开发，新技术得到推广。不少政府多次颁布移民法，鼓励欧洲人来定居。他们喜欢北欧的移民（尽管事实上大部分移民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希望自力更生的特性和开创精神能在拉美得到加强，因为这种特性和精神是19世纪自由主义理想的标志（注：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和彼德·H·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54页。）。
    种族制度的遗产之二是印第安人问题。印第安人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征服前，在人口稠密的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就存在印第安人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归集体所有，其中一部分划为份地，供各家维持生计；一部分为公地，集体耕种，收成归村社；再有一部分为公共林场、草场。殖民者到来后，对印第安人实行的是间接统治，保留了原来的村社。当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下令建立印第安人“归化村”，印第安人除依靠在村社土地上的劳动维持生计外，还要为殖民者提供劳役。尽管西班牙的印第安人政策比英国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政策宽容，但这种种族政策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种族一体化，而是种族压迫和种族分裂，殖民地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二元社会。
    独立后，各国自由派政府受欧洲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必须首先实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形成自由土地和自由劳动力市场。印第安人村社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妨碍了农业的发展，破坏了财富的周转，削弱了家庭继承关系及个人独立性，公共土地的存在与共和国所接受的经济和社会原则相违背。”（注：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195页。）因此主张分割村社土地，在印第安人中分配，把印第安人变成个体的土地持有者，并把他们纳入主流社会。大部分国家进行了取消印第安人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是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使他们陷入更加悲惨的贫困境地，进一步加剧了种族分裂和社会矛盾。时至今日，拉美的印第安人大致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相对隔离，但同国家发展进程保持着一定的经济联系。如被迫进入热带雨林生活的印第安人，虽处偏远地区，但他们通过商品交易，已经同国内市场、甚至同国际市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二是已经融进国家发展进程之中。这类印第安人（如墨西哥的奥托米人，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克丘亚人和艾马拉人，智利的阿劳坎人）聚居于特定地域，仍讲本部落语言，按传统习俗生活，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之下，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均有所变化（注：郝名玮：《拉美印第安人和民族一体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3期。）。据估计，整个拉美现在仍有约20%的人口生活在比较孤立的印第安人传统生活区域，土地问题更见突出。在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印第安人与农村贫困者成为同义词。印第安人的生存受到威胁，1994年的墨西哥恰帕斯州武装暴动，巴西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夺地运动等，都是印第安人问题激化的表现。
    种族制度的遗产之三是黑人问题，黑人问题的实质是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问题，可参见前文种植园奴隶制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