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文化和文化遗产（注：文化是一种非正规制度，文化的积淀往往会促进社会内部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和思想模式，从而影响新制度的建立。这不仅是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
    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新大陆的文化和文明建设方面曾作出重要的贡献。殖民者带来了新的动物品种、植物品种、铁器和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引进了希腊-罗马的城市概念和建筑艺术；富于表达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用字母组成的文字；基督教（天主教）；关于生与死的新的哲学体系；造型和视听艺术方面新的美学观念。这些奠定了现代拉丁美洲文化和文明的基础。特别是语言和宗教，成为拉丁美洲一致性的重要标志。
    殖民者的文化在很长时期里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但遭到野蛮推残的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仅保存下来，而且还对外来文化产生“反作用”。与此同时，欧洲文化也表现出自己的“弹性”和“宽容”。这两种文化再加上非洲黑奴的大量输入所带来的非洲黑人文化，经过不断的撞击、冲突、妥协和融合，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和独特的拉美文化，并且这种文化在不断走向现代化。
    在殖民地时期的文化遗产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就后者来看，首先，天主教对殖民地文化教育的垄断使之陷入一种经院式模式的窠臼，妨碍了实验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时期，欧洲的教育方针是文学-艺术性的，偏重于神学和法学，而忽视工艺技术。宗教改革运动后，西欧出现了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但伊比利亚半岛是天主教的堡垒，宗教法庭和官方政策均反对自由思想的表达。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因反对宗教改革而使反科学的神学意志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当时人们认为神的秩序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仅有的一点具有科学内容的东西，也被置于神学信念之下。教士们不允许有某种不同的经验对“天启学说”提出挑战（注：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83页。）。这种学术思想环境无疑对拉美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其次，殖民地时期完全由教会控制的教育事业，教育普及率低，教学内容充满了宗教色彩，无益于经济发展。学校的种类包括皇家学院，神学院、中小学、少数教化印第安人的学校。与北美相比，拉美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落后，广大贫苦阶层的子弟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居民中90%以上是文盲。为富有阶级服务的大学，到殖民地末期，在西属美洲已经发展到23所，但巴西没有大学（注：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1册，244页；2册，432页。）。当时大学教育的基础是经院哲学；教学内容注重神学、文学、法律、艺术，哥白尼、伽里略等人的学说受到严格禁止，在教会允许教授的医学中，也夹杂着占星学和宗教迷信的东西；教学方法是学院式的和教条主义的，推崇绝对论和演绎法，不重视科学实验；教学目的是为教会和少数精英阶层服务。与教育普及程度较高、世俗性和科学性教育内容较多的北美殖民地教育制度相比，拉美教育的状况自然就解释了19世纪拉美专制独裁横行，经济难以起飞的原因。
    再次，由于殖民地时期的文化为少数僧侣和“贵族”阶层所垄断，并供其茶余饭后消遣所用，因此，形成了一种过分讲究修饰的风格，这种文化充满消息的堆积而缺乏综合概括和独到的见解，炫耀华美高雅但却言之无物。经院学派的演绎方法，使人无法透过那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却又杂乱无章、言不及义的连篇空话，去理解特定的和具体的内容。这种文化遗产是拉美人今天喜欢优雅谈吐，敬佩和欢迎能言善辩者的秉性的根源。在拉美，善于演说的人和健谈的人受到普遍的敬佩，谈吐中表现出机智幽默，善于玩弄词藻和妙语惊人，是最受赞赏的才干之一（注：罗德里格斯：《拉丁美洲的文明与文化》，31页。）。
    第四，拉美殖民地城市建筑是巴罗克式的整齐和奢侈风格并存，特别是它的奢侈形式对拉美社会讲究奢侈排场的风气产生了长期影响。拉美城市世俗的和宗教的巨大巴罗克式建筑物集中在中央广场周围，其规模、华丽和堂皇显示了教会和国家的权力，它们使人们想起君主和上帝所享有的财富和权力，达到了加强等级制度的目的。在建筑物的正面，绘画和雕塑，以及在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复杂的官方礼仪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巴罗克的奢侈形式。权贵们的言行彬彬有礼，衣着华丽整洁，喜欢社交活动和别出心裁的城市娱乐，有些节日欢庆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狂饮狂欢，通宵达旦。广大群众则喜好斗鸡、斗牛、马上比武和游行。最常见的大众欢庆场面是化装游行，人们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穿上色彩缤纷、式样奇特的服装，与以寓言为题所做的彩车一道，从大街上通过（注：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93-94页。）。这种炫耀奢侈、夸张虚饰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拉美社会机体产生强烈的腐蚀作用，使这个社会安于享乐，不求上进，注重体面，讲究排场，顽固地维持一种超越其经济力量之上的生活水平，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发展经济。
    以上诸方面是我们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及其遗产的简单归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思在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两个观点，其一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好的制度安排和确定具有激励性的产权可以产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是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规律，即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注：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23-139页；《历史经济绩效》，1993年12月9日诺思在瑞典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参见《经济译文》1994年6期。）。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独适用于经济制度，而且也可以扩大用于非经济制度，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非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有时比经济制度还要大。上述研究表明，殖民制度遗产是拉美不发达的根源。尽管独立以后拉丁美洲各国与殖民制度遗产进行了长期缓慢的斗争，但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拉美的不少殖民制度遗产仍在顽固地产生着负面影响。与北美相比，拉美制度变迁的失败多于成功。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除殖民制度遗产，进行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仍将是拉丁美洲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