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动荡的四百年。伴随着两汉帝国的灭亡和国家的分裂动荡，特别是北方游牧诸族的入主中原，西域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明显减弱，像汉代那样前来朝贡，献见的使节确实大为稀少。但是，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诸王朝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反而得到刺激与发展，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联系日渐密切。同时，北方游牧诸族在汉化过程中，也逐渐接受了华夷秩序的理念，用以处理中外关系。因此，中华诸王朝的对外关系，仍在持续着、发展着。
    在东北亚地区，日本的邪马台国脱颖而出。女王卑弥呼在公元238年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访华。此后十年，邪马台四次使魏。公元三至六世纪，日本出现了大和国家，积极与中国南朝联络，先后八次遣使来华访问。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更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南北诸王朝遣使朝贡。据统计，高句丽王国曾先后向中国北朝遣使101次，向南朝遣使42次；百济王国遣使北朝5次，南朝31次；新罗王国的遣使则分别为6次和9次（注：参见陈尚胜：《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页102。）。
    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出了许多新的国家，如印度支那半岛的林邑、扶南，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阇婆、诃罗单、婆皇，马来半岛的盘盘、狼牙修，等等。诸国皆遣使同中国交往。据统计：从三世纪至六世纪下半叶，林邑遣使来华高达32次，扶南（后名真腊）来使22次，阇婆2次，诃罗单则为7次。（注：参见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版，页45-46。）其中，诃罗单竟要求“愿自今始，赐年年奉使”，积极急迫之态，溢于言表。
    甚至远在南亚、西亚诸国，也不断遣使来华。印度笈多王朝就曾分别遣使晋朝与刘宋王朝；又据《魏书·本纪》，可以查阅到公元477-521年，印度诸邦“遣使进献”，达11次之多。锡兰也加入遣使来华的国家行列。晋、宋、梁诸王朝史籍上，均有锡兰遣使奉贡的记载。西亚强国萨珊波斯，也遣使访问北魏与梁朝。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巅峰时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中华文明，流光四溢，璀璨辉煌，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
    各国遣使来华的状况，在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记载：当时，“主客掌朝贡之国”，有“七十余藩”。《新唐书》卷二二一讲得更明确，记天宝年间归附者，有“七十二国”。这个数字，比起两汉时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还不止是前来“朝贡”、“归附”的国家数量。来使的频率也很说明问题。据初步统计，有唐一代的289年间，共约有71个国家遣使来华共582次。
    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强盛时来使较密。其中，贞观年间来使109次，平均每年有4.7个使团来访；开元年间来使131次，平均每年有4.5个使团来访。这样，贞观、开元这两个时期共有来使240次，占全部来使数41％。这就是说，在大唐1/5时段中来访的使节，竟占全部使节数的2/5。从地区上看，唐帝国与汉代一样，首重经略西域，并在这个方向上一度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贞观初年，唐帝国北方与西方的游牧诸族，联合一致，拥戴唐太宗为所有邦国的“天可汗”。大唐在西域的势力与影响，一直到八世纪中叶才开始衰微，公元751年的惧逻斯之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乱是为转折标志。直到贞元八年即公元792年，唐王朝才彻底丢失了西域。在这174年间，远至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都纷纷遣使来华。
    从来使积极的程度看，首推东北亚地区。原因很清楚，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地区，正面临着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飞跃时期，渴望与中华帝国交往，以便汲取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唐一代，东北亚四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共遣使来华146次。至于东南亚地区，共34国共遣使139次。
    尤应指出的是，唐代来华使节地位大有提高。计国王来华4国7次；王子12国22次；相9国16次。
    宋代积贫积弱，不但华夷秩序受到削弱，甚至华夷的地位也时有倒置的危险。但宋朝依然是东亚世界的中心，仍然是起支配作用的角色。不过，这种支配，按照日本学者西定生的见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经济方面”（注：[日]西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九，中华书局，1992年。）
    一方面，各国遣使访华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所谓西域方向的来使已基本上绝踪。即如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也与汉唐时代大异其曲。自公元894年仃派遣唐使以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未曾有官方往来。至于高丽王朝，虽然在有宋一代曾遣使来华59次（其中北宋时期51次，南宋时期8次）（注：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版，页358，“有宋一代……高丽遣宋使臣57次。”），保持了华夷秩序中的内圈角色，但对北方的辽、金、蒙诸游牧族政权亦常困于其兵力而附之，常作首鼠两端之态，而且，从1164至1279年的125年间，宋丽之间已无交往了。
    另一方面，“南渡以后，国土日蹙，一切倚办海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从海路而来华的使节可以说是不减反增。占城、真腊、丹眉流、阇婆、三佛齐、蒲端、注辇诸国，纷纷遣使来朝。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文莱的渤泥国，“前代未尝朝贡，故史籍不载。”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里亚、判官哥心等赍表贡……”[4]（外国五·渤泥传，卷四八九，P14094）。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遣使入贡（注：何芳川：《“层檀国”考略》，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成为华夷秩序大潮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巅峰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类型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完备了自己清晰的外延和日臻完备的内涵。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华夷秩序越过了它的巅峰走向下坡，直到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打击下，逐渐分崩瓦解，以至最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