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前期，即洪永熙宣之际，国势鼎盛。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中华帝国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网络。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在位期间（洪武元年至卅一年，1368-1398年），南海各国来华遣使数量共计为121次。其中，安南25次，占城23次，真腊12次，暹罗39次，爪哇11次，三佛齐6次，彭亨、渤泥、淡巴、琐里、西洋国各1次。（注：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版，页124-128。）另一个数字显示，明太祖在位期间，来朝国家计有30国；其中，暹罗、琉球各19次，高丽（后改朝为朝鲜）18次，占城17次，安南13次、爪哇9次、真腊7次、三佛齐6次、日本5次、撒马儿汗3次、里2次、西洋、渤泥、阿难功德国、琐里、览邦、彭亨、须文达那、墨利哈梅里、别失八里、中山、山南、哈梅里、缅朵甘等各1次，总计131次。（注：傅启学编著：《中国古代外交史料汇编》（下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版。）以上两种统计有些出入，但说明来使之盛，还是一致的。到了永乐年间，来使情形更是盛极一时。以郑和远航为例，第五次出航，就“送摩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等十五国贡使返国”；第三次返航时，又“附古里等十九国来朝”。
    明初来华使团之盛，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来使国家分布地区广。东方的日本，在两国断交500年后，终于在明初正式复交，并先后17次遣使来华朝贡。至于西方，东非海岸诸城邦如摩骨都束、卜拉哇、竹步等都派使节前来中国，可说是来使遍自亚非大陆。
    第二，使团规模空前庞大，小者如渤泥国使团150人；菲律宾的三个邦国使团340人；中等的如满剌加国使团540人，大者如西洋古里使团竟达1100人。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密集化程度高。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如此庞大、密集的来使，“实罢中国”，确实让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又兴奋，又吃不消。
    第三，规格空前的高。渤泥、满剌加与菲律宾群岛诸邦的来华使团，均由国王亲自率领。
    宣德以降，伴随着明帝国势运走低，来使亦呈规律性下滑趋势。不过，各国来使并未骤停，而是与明帝国大体相始终。如嘉靖至崇祯年间（1522-1644年），安南仍有19次遣使来华，最后一次是在崇祯十年。暹罗亦有16次遣使来华的记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末次来使，时在崇祯十六年，即明亡前一年。
    有清一代，自不及明朝初叶。这是因为自16世纪以降，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东侵，逐渐给世界的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等渐次沦为殖民地，遣使来华自然也就个戛然而止。不过，在东亚大陆，大清帝国特别在康雍乾盛世之时，大致尚能维持局面。朝鲜、越南、缅甸、泰国等方面的来使，还能把大清的江山装扮得如烈火烹油。到了鸦片战争之后，1869年暹罗曼谷王朝遣使上书请废“贡献之礼”；1875年琉球最后一位贡使回国，五年后琉球王国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吞并，1886年缅甸遭英国灭掉，仅留给清廷一个虚好看的“敬意”（注：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英方鉴于过去缅甸对华朝贡关系，同意“由缅甸每十年派员循例举行。”）；直到20世纪初，尼泊尔在光绪末年还遣使向清廷来了一次“纳贡”。此时，北京皇宫奏起的迎宾喜乐，已经带上了大清帝国、还有整个中华帝国浓浓的哭音！
    （二）
    历代来华使节的身份如何？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尚在雏形构建阶段。那些前来“献见”的诸国无名使节的身份，自然难以鉴定。但从史籍的记载，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身份的上层人士。例如，公元104年大宛之战后，西域诸邦震动，纷纷遣子弟入质汉廷。这些人自然应该都是公子王孙一类。又如，日本列岛的倭奴国使节，“自称大夫”，或者是自高身份。但终归应是有地位的。
    另一类则是商人。公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这位来使，打通了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久已期盼的直接往来，其历史之功不可没！但从其所献，皆是红海地区及其以东的产品，从中推测，这位罗马来华的首任大使，很可能是个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世界的情况，常常是外交、商业参半而行。因此，商人充当或冒充使节，也不足为怪。
    顺便要讲的是，在两千年的中外关系史上，以商人充当或冒充使节的情况，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例如，明未来华的耶稣会士鄂本笃记载，“喀什噶尔人阿吉·阿菲斯从喀什噶尔国王那里买到了赴明朝贡使的特权，因此他就成为商队头领，募集去往中国的人加入他的商队。……鄂本笃也加入了这个商队”。“到达察里斯即今焉耆后……，恰巧一支从契丹返回的穆斯林商队也来到这里。他们是1601年诈称朝贡使进入契丹宫廷，因而曾在会同馆住宿。”利玛窦也记载，喀什噶尔的商人团体，“每隔六年，这个团体可以有七十二个人作为上述七、八个王国的使者前来向中国皇帝[进献]礼物和贡品。……一到规定的时间，（首领）就向有关官吏出示他们的国王的信件（证明他们是正式使节）和证明文书。”（注：榎一雄：《明末的肃州》，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九，中华书局1993版，页584-588。）其实，中国官方对混迹于使节队伍中的商人的真实身份也是心知肚明的，“诸蕃贪中国财帛，且利市场，络绎道途。商人率伪称贡使。”[5]（于阗列传，卷三三二，P8614）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能够得到来华使节多一些信息。这些来使有的已有姓名乃至身份。例如，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日本邪马台女王卑弥呼派遣来华的使者就留下了姓名：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公元449和464年，婆皇国两次遣使到中国南方的刘宋王朝，使节竺那婆智、竺须罗达不仅留下姓名，而且还有“长史”的身份。按，长史乃中国官衔，这里显然其译称，但毕竟说明他们在本国是有一定地位的。又如，公元430年，诃罗单/诃罗陀国王坚恺遣使来刘宋王朝朝贡的国书中，还特别介绍了所派使节的名子：“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6]（夷蛮传·诃罗陁国传，卷九七，P2380）显然，这两位使节在其本国绝非等闲白丁。最说明问题的是，还是南朝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郑重推荐其使臣，说“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在本国肯定是出身名门，以至国王还要专门介绍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