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的外国诸王，计有：
    渤泥（勃泥）国。1408年（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纳乃率王妻他系邪、王弟、王子、王女、王妹、王亲陪臣150余人访华；
    满剌加（位于今马六甲）国。1411的（永乐九年），国王拜里迷苏喇率妻子陪臣540人来朝；1418年（永乐十七年），新王亦思苔儿沙又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三代国王西喱麻哈拉者继位后，又两次率团访华。
    苏禄（今菲律宾）国。1416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峒王三位首领一道率亲属及随从340余人朝贡；
    蜂牙施兰国。1406年、1408年、1410年，国王嘉马银竟连续三次访华。（注：参见张燮：《东西洋考》苏禄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
    又有古麻剌朗国。1419年（永乐十八年），其王干剌义亦敦率妻子陪臣随明朝使节太监张谦来朝。
    在讨论古代来华使节身份时，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这就是从明代开始，外国来华使节中出现了华人。例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暹罗“王遣使群谢提素英必，美亚二人来贡方物。美亚本福建汀州谢文彬也，因贩盐为大风飘入暹罗，遂任其国，官至‘坤岳’，犹华言学士。”（注：参见《海国广记》，暹罗国暹罗国臣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版。）又如，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壬辰，爪哇国使财富八致满荣，自陈初姓洪名茂仔，福建龙溪县民，取渔为业，为番虏掳去，脱走于爪哇，改今名，遣进方物来京。”（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六月壬午。）类似的情况，在暹罗与爪哇等国还有：
    “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壬午，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殷难，文旦奏：“臣等本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堕其国……”（注：《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六月壬午。）。“弘治十年（1497年）九月乙已，先是江西南城县民（万）轨商往瑷州，因飘流寓暹罗为通事，屡以进贡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年九月乙巳。）
    （三）
    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一般都肩负着多重的综合使命。总体说来，大约不外乎政治上建立、维系及增强双方的友好、亲善关系；经济上增强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文化上则是汲收、学习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等等。
    不过，具体分析起来，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使团，往往负有侧重不同的，特殊的使命。
    在政治方面，与中华帝国建立友好、亲善的朝贡关系，得到中华帝王的承认与支持，无疑有助于远近诸国的统治者自高身份，提高自己的声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国家安全。从两汉时代开始，获得中华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封赠，就是各国使节来华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有的使节，为获得中国皇帝的敕封与印绶而来。如，公元57年，倭国遣使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2]（东夷传·倭传，卷八五，P2821）这就是十九世纪出土的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注：[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卷，页14。）汉代遣使获封及获赐金印紫绶的还有掸国王雍由调；叶调国王调便等。这种遣使请求而获封赠的情形，历久不衰。唯明代以前，中国方面在册封诸国国王时，常常喜欢在该国国王封号之前，加封一个中国的官衔或爵衔。如南朝刘宋，封百济国王“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8]（夷蛮传·百济国传，卷九七，P2393）而封倭王为“安东大将军”；唐朝时封高丽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7]（东夷传·高丽传，卷一九九，P5321）；封康国王为“左骁卫大将军”[7]（西戎传·康国传，卷一九八，P5311）；封室利佛逝国王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大将军”[9]（南蛮传·室利佛逝传，卷二二二下，P6305）。这一中国官爵的封赠，在宋代达到了极致。如建炎三年，“授阇婆国主怀远军节度使、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琳州诸军事、琳州剌史、兼御使大夫、上柱国、阇婆国王、食邑二千四百户，实封一千户。”[4]（外国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3）真是长得吓人。直到明清两代方简明扼要，直接册封为某某国王，如满剌加国王、勃泥国王、苏禄东王、西王、峒王、古麻剌朗国王、暹罗国王、缅甸国王、廓尔喀国王，等等。
    与获得册封大致相埒的，是获得中国皇帝对朝贡国山岭的册封，以及题诗、赐匾额，等等。例如，大明永乐三年，满剌加遣使，求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封其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勒石山上，诗云：“……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思华风。……天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水镇封；”四年，足利义满捕海寇有功……，封其肥后的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赐诗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锈考鼓钟。……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凶，鼠窃蝇潜其踪，尔奉朕命收捕穷”；六年，渤泥国遐旺请封后山为镇国之山，帝赐铭诗云：“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十四年，帝封柯枝之山为镇国山，碑文内附诗：“山之崭矣，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清代康熙二十二年，皇帝亲写“忠孝守邦”匾额赐安南国王，一时称为“盛事”；雍正年间，皇帝手书“天南乐园”匾额，赐给暹罗国王。
    古代域外诸国，兴衰往替，国力消长，彼此之间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甚或冲突状态。因此，不少来华使节都负有一项特殊的政治使命，就是希望得到中华帝国仲裁，调解，主持公道。当诸国遇强敌处于危亡之际，也往往派使节求援救于中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