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代各国来华的使节，在中国一般都受到极为友好和优厚的待遇。
    西汉时，安息国王遣使节访问中国，“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这么多国家的使节出现在汉家宫廷，令雄才大略汉武帝兴奋异常，“天子大悦”。
    盛唐贞观年间，高丽遣太子桓权来朝。唐太宗也喜悦异常，“优劳备至”。
    可见，凡有外国使节来朝，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是十分喜悦。那“优劳备至”的待遇，就自不必说了。
    如何“优劳”呢？
    按照中华帝国的制度，每朝每代对于外国贡使的接待，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而这些规矩，都集中体现了中华帝国皇帝“一统华夷”、“抚宇如一”、“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的原则。
    首先，是食宿优游方面的接待。
    宋代丹眉流国使臣打吉马等人来贡。这等一个小国，却也获“召见崇德殿赐以冠带饰服物”[4]（外国传五·丹眉流传，卷四八九，P14099）的待遇，丝毫不受其国弱小的影响。阇婆遣使陀湛等来华朝贡。因陀湛吹捧说“中国有真主”，颇得皇帝的欢心，于是“上令有司优待，久之使还，赐金币甚厚。”[4]（外国传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2）蒲甘、三佛齐、大食等国一道，结伴来华朝贡，也得到善待，“获予上元观灯”。明初，朱元璋即皇帝位，高丽王颛立即带头遣使张子温入明进贡。此举深得朱洪武的欢心，遂命六部、御史台设宴，并在宴会上举乐。御史大夫对高丽使者说：“台宴未尝用乐，今日之乐，为使臣也”。这是一种破格的礼遇。
    各国来华使节的朝贡礼仪虽然相当刻板和制度化，但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却可以灵活掌握，给予种种破格，以显示天朝大国的泱泱大度与恢宏气魄，以及皇恩浩荡。清朝乾隆年间，朝鲜朴趾源随其从兄出使中国，贺乾隆七十大寿，受到乾隆皇帝的亲切接见。在朴趾源的笔下，这位中华帝国的帝王“蔼然有春风和气。”而在朴氏同一部书《热河日记》里，却记载了“皇帝春秋高，多躁怒，左右数被鞭控。”（注：见郑克晟：《谈朴趾源〈热河日记〉》，《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14。）可见，中国皇帝发脾气，也是内外有别的。而同在乾隆年间访华的缅甸使节，“归国后详述旅华情形，热情洋溢，描写清帝之仁慈，如何昼夜赐宴款待，如何演戏观剧，如何清帝必欲一聆缅乐，如何彼等乘坐大轿游览皇城，京师如何奇异，官吏如何奇异，官吏如何服饰，等等，莫不淋漓尽致。”（注：哈威：《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版，页314-315。）
    热情款待之外，就是赐予官爵。这是给来华使节们很大的荣宠，是拿他们当作中国官员看待，从政治待遇上提升他们的文化品级，让他们由“夷”而“华”，登上一个新的文明高度。
    公元131年，叶调国使节“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2]（孝顺帝纪，卷六，P258）。这是载诸史籍上较早的一次封赐。公元238年，魏明帝封日本邪马台国使节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率善中郎将”、“善率校尉”。此后历朝历代，对不远万里来华进贡的外国使节，中华朝廷均不吝封赐。就我们看到的封赐官爵，有“振威将军”、“龙骧将军”、“果毅”；“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宁远将军”、“归德将军”、“保顺慕化大将军”、“怀远将军”，等等。从上述封衔的名称似乎可以判断，其中大多数含义十分明显，都是为来华贡使们特地设置的。
    有一个实例，最为生动。永乐五年（1470年），朝鲜国王李远芳命世子李禔为进表使，到大明帝国访问。明成祖朱棣对此次来访十分重视，亲自在西角门接见。李禔在京师居留五个月，优游岁月，受到热诚招待。辞行时，这位十几岁的少年王子竟对中国及其君主产生了眷恋之情，以至在御前伤心落泪。朱棣赐诗给他，亲切地对他说：“朕犹尔父也”。看到李禔落泪惜别，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大明永乐皇帝，竟感动得连连宽慰李禔说：“终始如一，终始如一！”（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
    这是一幅牧歌式的图画。它表现的是华夷秩序这种古代国际格局中，蒙在这种不平等的封建宗藩关系外面的一层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的薄纱。
    （五）
    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既是中外文明交汇的桥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的交汇或者文化的交流，不外乎两种形式：和平的形式与战争的形式。而来华访问的各国使节，由于肩负着综合性的多重使命，就成为和平形式下文明交汇与文化交流的执行者。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使节，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除了正使、副使外，还可以包括整个使团，而每一位使节所率领使团，常常动辄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之多。不难想见，这样庞大数字的人员，有着他们的思想、理念、目的和欲望。他们是主观能动性很强的人类群体。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一个受到交往双方官方支持和保护的群体，是可以在文明、文化交往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的。
    由于中国与域外远近诸国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显著差异，它们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容也就存在着诸般不同。彼此之间，互通有无，自然成了中外交往中一项历久不衰的基本需求。于是，古代来华进行朝贡贸易，就成为贡使们的一项经常性事业。因此，来华使节的文明、文化交往的第一个贡献，就集中在物质文明与器物文化的层面。
    使节们送来的，多是古代农、林、牧、矿诸方面的初级产品。珍禽异兽，是最容易引起中华帝国皇帝与宫廷新奇感的东西，也最容易用最简单的劳动捕获与豢养。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汉代采访的安息使节进献给汉武帝“大鸟卵”的原因。从那以后，此类记载在中国史籍中比比皆是。东汉时，日南缴外蛮“究不是”（有改为柬埔寨）人邑豪“献生犀、白象”；南朝时，婆皇国使节“献白鹦鹉”；唐代，南天竺使节“献五色能言鹦鹉”；林邑使节“贡驯犀”；禔宾使节“献褥特鼠”；康国和大食国使节“献名马”、“良马”；其他，有献狮子、驯象、斑马的，直到明代榜噶拉使节献的那只引起轰动的长颈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