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于公元238年遣使赴魏朝贡，获封“亲魏倭王”；此后十年，又四次遣使来华；魏王朝亦三次遣使赴其国。其中，有一个背景，即邪马台女王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争霸战。魏遣张政为特使，前往调停。印度尼西亚的诃罗陀国王坚恺遣使朝贡，诉说该国“今转衰弱，邻国竟侵，伏愿圣王，远垂复护”；[6]（夷蛮传·诃罗陁国传，卷九七，P2380）可见，还在这些国家初建邦国之时，就有了要中国调停、保护的需求。
    大唐帝国威名远布，远至中亚、西亚诸国都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与吸引，纷纷前来朝贡。正当华夷秩序不断扩展之际，阿拉伯帝国异军突起，也自西向东实行扩张。此时，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帝国呼救。康国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就向唐朝“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10]（康国传，卷九九，P1774）”；康国、安国、俱密等国于开元七年遣使来唐，诉“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乞大唐“处分大食”，救其“苦难”；开元十五年，吐火罗遣使求救：“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败”；[11]（外臣部·请求，卷九九九，P11723）遣使前来求救的还有远在南亚的国家。“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乞讨大食”[9]（西域传上·天竺传，卷二二一上，P6239）。萨珊波斯国被阿拉伯人攻破后，其末代君王之子卑路斯逃亡在外，“龙朔年间，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7]（西戎传·波斯传，卷一九八，P5312）与此同时，东方的朝鲜半岛正值三国鼎立时期，新罗、百济、高句骊都纷纷派使节结好唐帝国，同时向唐廷状告他国“侵暴”、“攻掠”行为。
    东南亚诸国矛盾，冲突时时发生。它们也经常遣使赴中国申诉。此类情况，以明朝最多。首先，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国家满剌加，就多次遣使“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又同苏门答腊一道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印度支那半岛上也不安静，安南与占城两国交兵，占城使入京告急；占城也侵真腊，连远在南亚的榜葛拉同邻国沼纳朴儿发生冲突，也要遣使来华告状：“沼纳朴儿……侵榜葛拉，赛弗丁告于朝”[5]（宦官列传一·郑和列传附侯显列传，卷三○四，P7769）。
    在经济方面，各国来华朝贡，一个经常的，带有根本性的动机或目的，就是进行经济交流、商品交易。宋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早就尖锐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此评虽然过激，但对于那些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是颇有见地的。早在南北朝时期，诃罗单国遣使来华，其所呈国书（“表”）就明白表示，“伏愿圣王，远垂复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清代缅甸国王孟云遣使来华，表面理由是贺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十分冠冕堂皇，但同时有一个重要目的，“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注：此据《清史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事。转引自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版，页368-369，注二○二。）。
    有时，使节们还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希望在一般商品交易之外，从中国获得一些额外的或特别的物品。例如，柯罗单国王毗沙跋摩派遣使节毗纫等来华，就“伏愿大家听毗纫买诸铠仗，袍袄及马”[6]（夷蛮传·柯罗单国传，卷九七，P2382）；唐朝时，陀洹国在贞观年间“遣使献白鹦鹉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炉”[7]（南蛮西南蛮传·陀洹传，卷一九七，P5272）。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马匹与铜炉两种物品，乃是该国的一再需求，以至要指名申请。宋代三佛齐的使节群陀毕罗，要求更多，“乞买金带、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师号、牒”[4]（外国传五·三佛齐，卷四八九，P14090），等等。
    有趣的是，使节们之间还彼此攀比。如宋代占城与蒲端两国都遣使来华朝贡。占城国王获得宋廷马匹、旗帜、兵器等赏赐后，“邻国闻之，知臣荷大国之宠，而各惧天威，不敢谋害”，因而更加请求“军容器仗耀武之物，伏愿重加赐赍”。蒲端国使节见了，好生欣羡，说：“伏见诏旨给赐占城使鞍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4]（外国传五·占城传，P14084），也希望照样获得一份。
    偶然地，各国使节来华也曾负有军事方面的使命，要求中国出兵，甚至表示要求出兵援助中国。当然，此类使命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政治使命。例如，唐代中亚、西亚诸国在遭遇到阿拉伯帝国入侵、征服时，请求大唐帝国出兵救助。“讨大食”，即属此类。中亚的何国，在永徽年间就曾派使者赴唐廷进国书，表示“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又如，当大明帝国出兵朝鲜，与朝鲜共同抗击丰臣秀吉入侵的前夕，“暹罗贡使于万历二十一年，请于兵部，愿效勤王。”（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条。）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来华使节的文化使命，尤其值得注意。
    东汉时期，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汉使归来时，携回两位印度学者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明帝为建洛阳白马寺，以讲求、传布佛法。这两位高僧，称得上是来华最早的民间文化大使了。此后，外国使者来华带有某种佛教色彩使命者，可以说屡见不鲜。南朝时，马来半岛的盘盘国“累遣使贡牙象及塔，并献沉檀香等香数十种”，“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12]（海南诸国传·盘盘国传，卷五四，P793）唐朝时，南天竺建造佛寺，遣使请求唐明皇赐寺名，“敕以归化为名赐之”[7]（西戎传·天竺二，卷一九八，P5309）。要求中国皇帝题名寺额的还有三佛齐国。宋朝皇帝“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4]（外国传五·三佛齐传，卷四八九，P14089）。蒲甘国使者俄托乘摩诃菩抵达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后，向宋朝进赠的贡品中，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注：转引自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版，页19，转据《永昌府文征》。）
    东南亚古国缅甸，遣使中华则以其音乐见长，早在汉代，掸国使节来华“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到了唐朝，骠国使节王子舒难陀“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词意。”[7]（南蛮西南蛮传·骠国传，卷一九七，P5286）这应是来华的早期佛教音乐了。
    至于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他们派遣来华的使节，都负有汲取中华先进文明的重要使命，就无须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