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国，国势大盛，文明辉煌，社会发展进入了古代的巅峰期。这一状况，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例如：
    近邻朝鲜的高丽王朝，在贞观“十四年，遣其太子桓权来朝，并贡方物。”以一国之储君为使，足见其重视对华关系的发展。故而，“太宗优劳备至。”[7]（东夷传·高丽传，卷一九九上，P5321）
    日本的遣唐使共计到达十五次，其中日本王子亲自前来朝贡者，有三次。（注：王仪：《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台北：中华书局1972版，页48。）南方的骠国（今缅甸），在公元800年和802年曾两次朝贡，其中第二次即802年（德宗贞元十八年），骠国使团在王子舒难陀，国相那及元摩诃思那率领下，抵达长安，献上著名的骠国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撰写了诗篇，赞美异国情调的乐舞，并为皇帝起草了致骠国王雍羌的书信，称赞他“令爱子远赴阙庭”的亲善举措。（注：《白氏长庆集》，卷四○，页28-29。）远在西亚的萨珊波斯，在国家破亡之后，其末代君主伊嗣侯之子卑路斯也辗转流离，“自来入朝”，被唐朝皇帝册封为波斯王。开元二十九年，南亚地区的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按，此王子的姓名当为唐明皇之赐予。有唐一代，来华出使的王室成员，有12国22次。
    除了王子、贵族外，僧人充当使节，是自唐代开始的新气象。
    日本的遣唐使团中，学问僧是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首领。公元658年即大唐显庆三年，亦即“齐明天皇四年七月”，日本沙门智通，智达“奉敕乘新罗船渡唐。”（注：见日本平安末期钞本《入唐记》首条。）
    南亚地区的天竺，亦有类似记载。开元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药等。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国王依沙伏摩遣其大德僧来朝贡。显然，这些三藏沙门僧等使节，同日本的学问诸僧一样，皆为佛教僧侣。
    还有一僧，乃是东罗马帝国派来的使节，《旧唐书》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宗教人士，或曰僧人，担任外交使节，也是探讨中外交往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因为，他们大多在本国属于特殊的文化贵族，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作为国家的代表出使可以为国争光。同时，主流宗教往往在国内很有政治权势与影响，高级僧侣与王室与宫廷权贵关系密切，能够很好地把握国策，完成外交使命。由于佛教的传布跨越国界，流布广远，以僧侣充当使节更容易在异国找到知音。这一类型的使节，仍以日本最为代表。中日官方往还，自晚唐断绝后，直到明初方才一度正式恢复。宋代，“国朝雍熙元年，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俘海至，以铜器十余献，极精致。”（注：韩振华选集之二，《诸蕃志补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版，页299-300。）这位日本僧侣，就在两国无邦交的状态下，起到了民间大使的作用。明初，日本室町幕府与中国建立正式朝贡关系。日本来华使团的组成中，正、副使之下，就专设有“从僧”的名额。（注：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版，页36-37。）1403年，将军足利义满特派天龙寺僧坚中圭密为正使，祥庵祥云、明空志玉二僧，徐本元为通事以下三百余人为赴明贡团随行，于九月抵达宁波。此后，室町幕府派遣来华贡使，均由京都五山禅僧担任。这些高僧熟读中国典籍，擅写中文文章，个个都是“中国通”。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首推虎关师錬，被时人称誉为“可谓座下于斯文不羞古矣！”（注：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版，页36-37。）
    宋代积贫积弱，自然远近诸国渐渐也大多心知肚明。象大唐时动辄有王子来朝的盛况自然难再。不过，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就是：宋代留下的历史资料中，记载了比较多的各国使团成员的名子。例如：
    印度支那半岛的真腊国，在政和六年“遣进奏使奉化郎鸠摩僧哥，副使安化郎摩君明稽等十四人来贡”，“宣和二年，又遣郎将摩腊、摩秃防来”；[4]（外国传五·真腊传，卷四八九，P14087）
    马来半岛的丹眉流国，“咸平四年，国主多须机遣使打吉马、副使打腊、判官皮泥等九人，来贡……”；[4]（外国传五·丹眉流传，卷四八九，P14099）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阇婆国，“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副使蒲里亚、判官李陀那假澄等来朝贡35；”[4]（外国传五·阇婆传，卷四八九，P14092）
    在三佛齐国的多次朝贡中，建隆三年，“又遣使李丽林，副使李末、判官吒吒璧等来贡”；咸平六年，“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陀李南悲来贡”；大中祥符元年，“遣使李眉地、副使蒲婆兰、判官麻河勿来贡”；天圣六年，“遣使蒲押陀罗歇及副使、判官亚加卢等来贡方物”；元丰五年，“遣使皮袜、副使胡仙、判官地华伽罗来”；[4]（外国传五·三佛齐传，卷四八九，P14092）
    渤泥国（位于今文莱），“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里亚、判官哥心等赍表贡……”；[5]（外国传五·勃泥传，卷四八九，P14094）
    诸国之中，以注辇国的名单最细。“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或作蒲加心）、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6]（外国传五·注辇传，卷四八九，P14095）
    如果说，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来华使节的身份上均各有特色的话，那么明代的来华使节特色，就是各国的使团往往直接由其国王亲自率领。至于王储、亲贵、显宦、高僧等为使访华，则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