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盟国对德国的“再教育”引起了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它并未取得成功。1947年9 月，在实施“再教育”两年后，英国公众意见研究室搞了一个随机选取的对德国人的调 查，被问及的的问题是“民族社会主义是：a.邪恶的观念，还是：b.好的主张只是被邪 恶地贯彻了”。调查结果显示约50%的人选择了后者，表明那些30岁以下在纳粹时期受 过教育的人，仍然不相信“纳粹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而在同年7月，美国也曾作过一 个调查，两者仅相差5%。（33）此外，对占领区的教育改革也差强人意，（34）而取消了新 闻审查之后右翼守旧报纸的大量出现，残存的反犹太人的思想，阿登纳时期纳粹主义的 一些回潮等等，也都成为指责“再教育”的证据，并对之进行了消极的评价。诚然，盟 国在实施“再教育”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观念和制度推行到了德国，而没有适当地考虑 到它们在本国度取得成功所适用的不同环境，或过于理想化，或失之于天真，从而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绝不能据此否定其积极的作用。
    首先，“再教育”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对纳粹暴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教育了德国人民 ，迫使德国人民进行深刻的反思。
    盟国对德国“再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向德国人民揭露纳粹的恐怖统治和残暴罪行。 贝尔森和达豪集中营被发现后，盟军对集中营的惨状进行了展览，强迫德国人参观集中 营，帮助掩埋遇难者的尸体，并拍成电影资料在全国放映，以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 。纽伦堡审判期间，报刊、广播都详细报道了审判的情况，披露了许多纳粹罪行的细节 ，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了盟国首席起诉人的开幕词，随后还出版了欧根·科 贡的《党卫队国家》，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书籍。这些小册子和书 籍均不受发行量的限制。大量罪行的披露，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民，它使德国人民看到 了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整个民族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希 特勒为什么会在德国上台？是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还是德国历史文化 中蕴涵着产生这一浩劫的根本因素？是仅仅停留在对这12年的反思，还是对德国的历史 文化传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换句话说，它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是偶然？作为个人在纳粹 暴政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当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重新建造德国？对德国历史的反 思，使得战前德国人所崇拜的民族历史人物马丁·路德、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尼采等 人受到了批判性的重新评价，军国主义传统和普鲁士精神遭到了鞭挞。正如卡尔·巴特 所说，“只要人们还在同德国人谈论着希特勒，那真正的讨论就还没有开始。只有你在 讨论中回溯到俾斯麦，才算触到了痛处”。（35）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当代西方最负 盛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于1946年写出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对纳粹 主义的出现作了深刻的剖析。（36）对受纳粹毒害的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教育”，宣 传政治民主思想，清算纳粹主义，反思德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帮助德国人民从道德和精 神的废墟中解脱出来，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其二、“再教育”培植了民主观念，对未来德国的发展趋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把德国建成西方式的民主社会，盟国对西方占领区强制性地推行了一种政治道德的 隔离，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对占领区人民灌输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文化价值观，同时，通过 文化交流等活动重建德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盟国采取了许多有益的 措施，如开办新闻中心，举办文化展览，鼓励本国青年广交德国“笔友”，引进大批西 方书籍、电影等等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德国人。此外，允许和鼓励市民参与市政讨论，培 养他们的参政意识。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活动，开拓了德国人的眼界，增进了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盟国的“再教育”还为联邦政府培养了未来的民主领导人，著名的历史 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鲁塞认为：“国际交流计划……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因为它影响到 了各种不同的人，使这些战后初期的年轻人从中受到了教益，并在后来的公众生活中逐 渐占据了领导地位。”（37）这其中著名的有瓦尔特·谢尔、格哈德·施托尔滕贝格、库 特·比登科普夫、希尔特加德·布吕歇尔和克劳斯·许茨等，他们后来都成为60、70年 代德国杰出的领导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