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时代的影响。布克哈特把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认为,社会的道德标准(真善美、假恶丑)随时间的延续更新,但是,这里面没有量与质的嬗变,只是不断地作出新的规定。⑨时代是一股无形的历史力量,在这种历史力量面前,个人感到束手无策。……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超然于当代事物之外的观点,能从思想上克服时代的局限。⑩“即便是最古老的文献,当时的好恶也将在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即使是关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关于埃及和亚细亚的历史,你也会完全陷入当代的党派和错综复杂的争吵中。”(11)因此,在布克哈特看来,每个世纪对待传统的态度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是某一时代按顺序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作为某种属于历史的东西加入它继承的传统之中。这种知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每个时代据自己的立场对传统所作的解释;二、这个时代本身创造的新知识。 其次是历史学家自身的局限。这包括他的教养、性格、所在的阶级、党派等等。布克哈特认为,知识与目的性有密切的联系,历史知识也不例外。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渴望总受着主观解释的厚大篱墙的阻碍,这种解释把自身当成了记录。我们也不能把时代以及个人的观念彻底地拉出来。……有一个明显的证据便是:一旦历史靠近了我们的世纪和我们个人价值,我们便对其中的一切很感兴趣。事实上,‘有趣的’是我们本身。”(12)每个人从事历史研究时,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生活态度、个性、思想倾向来批判前人的理论,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不仅如此,布克哈特还进一步提出,即使是同一个人,其“判断可能随时间和经验的增长发生很大的变化,直到生命结束时,才能对熟知的人和事作最后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还根据四十或八十岁去世而截然不同。进一步说,对我们来说那里没有绝对的正确,而仅有相对的正确。”(13) 基于这种认识,布克哈特提出,我们看到的历史图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碎的构拟,……它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反思”。(14)他在其传世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开篇写道:“本书的书名标志着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来从事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信心,也还不能因此就敢保证他们能得到识者的赞许。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的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地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应该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5) 针对十九世纪推崇的“客观主义”的倾向,布克哈特提出了历史知识是相对的观点。他认为,传世的历史,是客观历史本身与历史学家的观念组合成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相对性难以避免,它实质上是一门评价的艺术。在布克哈特看来,历史知识并非对人讲说死的档案资料、碑人铭刻,而是现在与过去的结合的活知识,它时刻等待着将来的参与。基于这种观点,他在历史科学行进的凯歌声中发出了一个不谐音--“在所有的学科中,历史是最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一致认可的选择原则,即批判的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16)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布克哈特在讨论历史认识时,把认识的对象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就当时来说,这种解剖是有创见的。他把作为事实的历史或者说人类走过的历程与作为写作的或知识的历史区分开来,并认识到常人所说的历史,实际上只是知识的历史。他看到人类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收集、考证、陈述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批判、解释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是由历史学家带到历史研究中来的,可以说,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自身。他正确地认识到,历史写作既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社会和时代在给予历史学家选择机会的同时,又无形中对他的选择范围作了限制。历史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前,便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的时代为出发点。在这里,布克哈特实际上走上了历史知识或历史解释是什么的讨论。而这正是本世纪史学理论的基本论题。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有一种趋向,即重点由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了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历史认识是什么的研究取代了历史本身是什么的研究,“历史是什么?”“历史解释是什么?”成了讨论的基本问题。这种讨论强调的是历史与科学的区别和不同,强调历史思维的重要疑点是它的选择性,这样选择性遵循“限定目标的原则”,即把目标限定在那些需要解释又能回答的特定问题上,认为:人不能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人所知的历史都是从现实这个有限的视角观察获得的。贝克尔说:“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17)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个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18)“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我们对它有兴趣。”(19)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引文与布克哈特思想的某种内在的联系。也不难发现布克哈特对本世纪的影响和意义。 虽然布克哈特与本世纪史学思想很合拍,但是,他的历史认识论还没有走上相对主义的极端。他对历史的解释虽得到了本世纪的认同,但是,也作为一位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忘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学家本身是不是应该放弃对“客观”历史的追求。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布克哈特毕竟生活在十九世纪,时代的倾向不可能不影响他。而且,他还是朗克的及门弟子,对朗克的学问服膺极深。虽然他在批判实证主义时,在分析历史知识的构成及其相对性时,有些话讲得过了头,如历史是纯粹的构拟,但是他知道历史是不允许随意编造的。他认为,尽管社会、时代、个性等等因素会对历史研究和著述发生种种影响,但是历史学家在主观上必须尽可能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他在历史研究中总是追求着一个目标--真,认为:“从正确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反思不应歪曲真善美:”,要为真与善的当代形式而献身”(20)尽管“纯客观的历史不可能,但是我们并不能放弃这种努力。我们要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此要)学多种外语。我们要摆脱现今新闻小说的影响,以慎重的态度研究历史。我们要有一颗相对静止、稳定,不为外界所扰的心灵以从事历史研究、”(21)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朗克的。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或者说“如实直书”是朗克终身不渝的信条。这里面浓缩了朗克对史学的作用和治史的态度的理解,即“事实至上”、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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