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盟录》楼钥《西汉会要序》云：“临江徐氏以儒名家……后见贰卿彭公子寿为其兄秘阁商老求‘儒荣堂’诗，始知其编《北盟录》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笔，遂膺延阁之宠。”（25）楼钥在同一书中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疑此名称有误。
    综以上诸说，当以“会编”或“集编”比较贴切，而其最早的名称当为“集编”。陈乐素先生认为：“‘会’之于‘集’，字文本通，但《说文》云：集，‘群鸟在木上也’。是书既诸家之说而编成，则称‘集’似较切。大抵徐氏原以‘会编’名之，及书成作序，乃改名‘集’。观其题衔称‘编集’，后来作‘续编’称‘集补’，可知‘集’为定称也。”（26）陈先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梦莘原以“会编”名之，后来作序改为“集编”的推论，似显牵强。据宋人记载，梦莘原定名及书成作序皆为“集编”。第一，楼钥是梦莘好友，交往甚密。此书是梦莘倾心之作，其家属亲友无不知晓；因此，楼钥在给梦莘写墓志铭时，若把书名弄错，可真要贻笑大方了；第二，梦莘既在序中作“集编”，当不会把书名定为“会编”；既使原来曾以“会编”名之，理应改之，不会前后不一。想必梦莘不会麻虎到如此地步。“会”极可能是后来传抄之误，况“集”、“会”之意义又相近，遂不复改矣。
    尽管“会编”已成定名，但指出其原来的名称还是有必要的。
    二《会编》之义例与体例
    （一）义例
    一部著作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倾向。对一般著作来说，这是不难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实现了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宿愿，成为千古绝唱。但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却截然不同，因为它是一部资料性的书，不能象司马迁、司马光那样，用他们那纵横驰聘的笔去勾勒历史的变迁、动荡、沉浮。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宫之缺，此《集编》之本志也”。（27）那么，他是怎样“自成一家之书”的呢？这就是，他在本书的义例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在义例中使用了中国史学最传统的方法--春秋笔法。
    刘知几云：“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无准。”（28）故读任何史书皆须先通其例，“不通其书之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之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29）孔子作《春秋》，首创褒贬善恶之例，成为历代史家作史的榜样。提倡言辞隐微而意义显著，直书其事而不歪曲，善恶必书以为劝戒，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30）后来史家对此很感兴趣，或多或少的在他们的史学上表露着惩善罚恶的意见，寓褒贬于微言成为春秋笔法的主要精神。孔子融经于史，史以载道，经史未尝分家。后来经史分途，《春秋》则被列为经类。经学的极盛时代在汉朝，自唐至宋初，经学逐渐衰微，但到了宋庆历年间，风气突然转变，皮锡瑞称之为“变古时代”，（31）儒者对经学渐渐重视起来。宋代史学家为了处处模仿圣门，发扬圣学，而自然特别注意这一春秋大义的褒贬了。欧阳修云：“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32）至此，经史又有合而为一的趋势。尤其到了南宋，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史学特别强调义理精神，其用心在使史学经学化，并进而把经与史并为一体，同归到理学的领域去。正如朱熹所说：“凡观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便见得义理。”（33）在他们看来，经学为道之理，史学为道之用；经学研究的本体为心、理、性，史学撰述的对象是典章、制度、人物、事件；经学须籍现实的事物阐发其道，史学须本六经才能通彻众理。一句话，即经为史髓，史为经体，以经证史，寓史于经，这实在是宋人的一大创见。宋代史家兼治经者很多，尤治春秋经者最多。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治春秋经著作达二百四十二部，计二千七百九十九卷，这是魏晋以来从未有的盛况。加之宋代史学又极为发达，其对史学的影响也可略见一斑了。
    徐家家学繁富，且有治经传统，《墓志铭》称梦莘“通贯经史百家”。梦莘致仕后，曾创“儒荣堂”，亦可观其志矣。周必大称他“三孔三刘岁月赊，后来儒术数君家”。（34）梦莘弟得之著《左氏国记》二十卷、（35）侄徐筠著《周礼微言》十卷。（36）梦莘不为治经学而治经，而是学以致用，融经学尤其是《春秋》于史学之中，故时人又有言徐家“长于史学”者。（37）春秋学除褒贬善恶的笔法外，其主旨乃尊王攘夷。南北宋形势不同，故学者各有所偏重。北宋解《春秋》经者偏重尊王，好论正统；南宋解《春秋》经者偏重攘夷，好论御侮。梦莘处于南宋民族危机之时代，在金人的铁蹄之下，中原大片河山沦陷。梦莘撰述目的，乃教导人们记住这国亡家破之恨，图谋恢复中原。
    为了解《会编》所用春秋笔法义例，试举例说明：
    1.宋金国书往来皆有定称。宋致金书曰“朝廷国书”，金致宋书则曰“金人国书”；无论时间先后，“朝廷国书”总在前，“金人国书”总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