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考古学资料具有重要的实证作用。除了我国的民族学资料外，该书对于我国考古学资料的运用同样十分重视。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参考了世界考古的新发现，但主要的还是依据我国的考古学资料。编写组的成员曾赴陕西、河南、山东三省若干地区参观考察黄河流域主要的远古时代考古遗址，有的还在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参观了长江流域下游苏南浙北一带距今七千年到四千年前的原始文化资料；对于广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仅有的考古资料，作者在编写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充分地加以应用（导论，第18页）。显然，这与该书主编林耀华教授早年所受的考古学的严格训练以及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积极倡导有直接的关系。
    大量运用中国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可以说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对于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原始社会史著作来说，这样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中国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有着高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对于国际学术交流来说，这样的处理也是完全必要的。迄今为止，国外的原始社会史著作还很少了解和使用中国的民族学资料和考古学资料，该书大量运用我国上述学科的材料对于世界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引用了许多中国古文献记述，总数约有一百二十余条之多。众所周知，中国古籍之丰富可谓举世无双。该书作者充分发掘了这个历史宝库，他们所引用的古文献资料异常丰富，使全书内容更为丰满，理论更为可信，这是国外任何一种原始社会史或史前史著作所不及的。
    《原始社会史》在注重运用我国资料的同时，对于国外考古学和民族学中那些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实例，也有或详或略的引证。从全书的材料布局看，考古学、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三方面的资料大体平衡；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与国外的同类资料也大体平衡，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
    总之，该书所使用的各类资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1982年出版的苏联新编《世界原始社会史》⑧，而且，这些数量浩大的资料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把整个人类原始社会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显得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
    （二）典型在历史研究中，史料是否典型以及典型程度如何，决定着由此而引出的结论的正确程度以及适用范围。《原始社会史》一书在选择史料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作者在考古学方面所详细引用的苏联科斯钦基和普什卡里旧石器晚期人类居址（第161-162页），以沙尼达、贾尔摩、耶利哥等为代表的西亚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第199-200、234-235页），中国的半坡、姜寨、大汶口和河姆渡遗址（第207-215、249-251页）；在民族学方面所引用的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人以及后者的级别婚实例（第163-169、174-181页），火地人、布须曼人、安达曼人和易洛魁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第218-225、240-244、274-282、326-329页）等等，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而在第四章第三节详细介绍的云南省怒族、西盟佤族的家长奴隶制，其典型性更具学术价值。前已述及，罗马的家长制家庭是父系家族公社的后期类型，它所反映的家长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始奴隶制的特点，不具有典型性。而我国云南省怒族和佤族的家长奴隶制则提供了这种早期奴隶制的典型实例。其特点是：蓄奴的数量少，时间短，主人一般不脱离生产劳动；大多数奴隶称奴隶主为父母，以子女自称，并且和主人同吃、同住，但不能继承财产，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虐待奴隶的现象存在，但不普遍；社会上还未形成明显的贱视奴隶的观念，奴隶可以和自由人一样参加各种政治、宗教活动，可以和自由人通婚；奴隶劳动尚未成为社会劳动的基础（第369-370页）。作者还以西盟佤族为例，从买进人口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日常家庭生活、婚嫁等各方面详细考察了养子和奴隶的区别以及二者相互转化的条件（第370-371页）。这些材料对于具有阶级剥削成分和原始平等因素二重性的家长奴隶制来说，无疑是十分典型的，它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于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
    （三）准确对于一部学术专著来说，材料的准确性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该书所引用的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大都来自国内外各种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著作，并经过严格的筛选，具有高度的准确性。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作者所使用的中国民族学资料上。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和政府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我国地域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多方面、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这些科学工作者（包括该书作者在内）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几千万字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该书所使用的中国民族学资料，正是从这些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在这一点上，过去某些西方学者著作中所使用的中国民族学资料不可望其项背。⑨
    （四）求新原始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以考古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所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并且随着三者的发展而发展。近几十年来，这些学科，特别是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发展迅速，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成果问世。作为一部原始社会史专著，能否充分、及时地反映这些成果，是衡量其学术水平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原始社会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例如，关于晚期直立人，作者除了介绍举世闻名的北京人、蓝田人以及国外的爪哇人、李基人、毛里坦人、海德堡人等化石类型外，还特别注意介绍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所发现的新材料。如1975年发现的湖北郧县龙骨洞人、1976年发现的湖北勋西白龙洞人、1971-1972年发现的贵州桐梓人、1980年发现的安徽和县龙潭洞人（第63-64页），以及1973年在距奥杜威峡谷不远处发现的恩杜图人、1974-1975年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边发现的库彼福勒ER3733号和ER3833号人、在比利牛斯山脉阿拉戈洞发现的桃塔弗尔人（第65-67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