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关于典型尼人的形象，该书作者注意采纳国际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经过重新研究鉴定所得出的新结论，即认为“典型尼人的身躯姿态同现代人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并不象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头颅向前，行走蹒跚，姿势弯而不直，而是已经能够完全直立行走了”（第105页）。
    总之，该书所使用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充分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有些资料，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的学术著作中还很少有人提及。相比较而言，苏联1982年出版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第三版增订本）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部分所使用的资料就较为单薄，该两部分使用的学名、分类等也较为陈旧。
    毋庸讳言，《原始社会史》在技术上和资料上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撮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1.有些结论前后自相牴牾。例如，该书第三章认为，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第195页），而氏族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可能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早期智人阶段（第188页）。就是说，氏族的产生早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但第一章却写道：“蒙昧时代高段，是……氏族萌芽的阶段”（第76页）。此二说显然是相矛盾的，后者可能是个笔误。又如，关于普那路亚婚与群婚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正文中引述过恩格斯的话，说明已认识到普那路亚婚不等于群婚，而只是群婚的高级阶段，但在书末所附的《人类、人类社会起源发展示意图》中（第508页）， 却让普那路亚婚占取了群婚的位置，实际上又把二者等同起来了。再如古代墨西哥的阿兹蒂克联盟，有时被放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时被放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有时又被拿来同玛雅人和印加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已经“初步形成了阶级和国家”（第485页）。 前两种提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已经为现代史学界所普遍否定。
    2.史实性失误。例如，该书第六章在谈到古代东方国家的土地所有制时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这类国家的一个特点”（第471页）。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埃及和两河流域都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私有土地买卖；稍晚，在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对与土地私有权有关的各种规定罗列尤详；在印度，最晚到孔雀帝国时期，土地买卖现象已经出现，从佛经、《政事论》、《摩奴法论》和较晚的《布利哈斯帕提法论》中都可以看到有关的记载；我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制也早就萌芽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可见，认为古代东方国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没有根据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两段话⑩。但是，马克思对于东方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认识随着经验材料的涌现而在不断地调整。后来，由于得到了新的经验材料，他认为：“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11）总之，马克思对古代东方国家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一点，《原始社会史》的作者似乎是注意不够的。
    此外，关于世界历史上各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情况，该书第六章作者所据的材料和观点有些是相当陈旧或错误的。例如，引用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东方各国的政权形式自古以来就是专制政体（第472页）； 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国家政权出现时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或者因为政府控制着土地、水源等一切经济命脉和工商业大权（第472、471页）；希腊在铁器时代才形成国家（第472页）；中国的夏代已出现贡赋和捐税（第484页）；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 希腊进入瑟秀斯时代（第493页）；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只要看一下近年来国内发表的一些世界古代史专著和有关论文，就不会下此类断语。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辨析。
    3.个别的资料性缺漏。在第五章的“原始艺术”这一节中，作者对原始绘画的介绍，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壁画到撒哈拉沙漠中部和非洲南部德拉昆斯堡山的岩壁画，从我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画到近代澳大利亚人的树皮画和阿留申人的兽皮画等等，都有所涉猎。遗憾的是忽略了对我国境内原始岩画的介绍。我国岩画的发现可以上推至公元5世纪，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关于岩画的记载就有二十余处。近代则有1915年黄仲琴对福建华安汰溪岩刻的调查以及20年代末瑞典人贝克曼对新疆鲁克山岩画的考察。但岩画的大量发现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从50年代对广西花山崖壁画的大规模调查开始，全国迄今已有14个省、自治区的50个县、旗发现了岩画。其中内蒙的阴山、宁夏的贺兰山、甘肃的祁连山、新疆的阿尔泰山南麓和昆仑山口、江苏的连云港将军崖、云南的沧源和广西的花山，都是我国史前岩画的著名宝库。这些岩画的艺术风格与国外岩画有许多共同特点：构思天真纯朴，造型粗犷简炼，图形虽然古拙，却能抓住物象的基本形态和动态特征。年代最早的北方岩画，大致可推断到距今万年之前；南方岩画，据测定也有2千至6千年之久。我国岩画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技艺之精、岁月之长和内容之丰富多采，可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岩画相媲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岩画至今还鲜为国外研究者所知。1983年美国《考古学》杂志发表的一幅“世界岩画分布图”，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空白；1984年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埃·阿纳蒂教授在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有关世界岩画研究概况的报告里，仍以为“史前岩画的主要集中点”并不在中国。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在有关的著作中向国内外读者大力介绍这些原始岩画。《原始社会史》忽略了这批珍贵的资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缺憾。
    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原始社会史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编写一部世界范围的原始社会史专著，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更是初次尝试。而在这初次尝试中，《原始社会史》一书以其理论上的创见和资料的详赡宏富所表现出的科学精神卓立于史学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一座成功地建立起来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