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后，笔者想简单谈谈对于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两点意见。
    （一）加强原始社会史学史的研究。
    原始社会史是一门经验学科。评定这一学科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要从史料是否尽可能的丰富完备和据以复原历史的理论方法是否科学两方面来看。这里，由于原始社会史料极端缺乏给这门学科带来的特殊复杂性，理论方法是否科学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要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就需要对学科史，包括其中出现的理论、方法有清楚的了解，因此，需要重视对原始社会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这是发展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因而今天显得更为迫切。我们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在研究原始社会史时，对于原始社会史学史的研究应当收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这里有必要谈谈借鉴西方原始社会史研究成果的问题。西方学术界虽然不存在原始社会史这门学科，但是有关的研究以分科的状态（民族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等）实际上在进行着。以民族学为例，自从科学形态的民族学在19世纪中叶在那里形成以来，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理论。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过去对于西方学术成果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我们对它们还缺乏研究，对于民族学史上出现过哪些理论，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渊源，以及它们的贡献、局限性，都不甚了然。显然，这种状况与开展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目标是不相协调的。在这方面，苏联学术界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从1983年开始，他们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原始社会史》（12），其中第一卷（《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Проблемыантропосоциогенеэа》）第二章专写原始社会史学史，篇幅达94页约八万字之多，对原始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西方学术界与此有关的各种流派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当然，近几年来，我们的情况开始有所改观。1986年出版的杨堃教授的《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原始社会史的发展过程和方法论”。此外，西方学者的一些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名著也开始被陆续翻译出版，这些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只要有关研究人员和编辑、出版部门都来重视这个问题，这方面研究较为贫弱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二）跳出传统思维模式，提倡理论创新精神。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上个世纪曾提出了自己对于原始社会的理论认识。而与原始社会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民族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的飞速发展恰恰是在他们逝世之后。作为后人，合乎逻辑的做法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从而提出对于原始社会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个过程自然也包括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的限制而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的修正。但是，多年来，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思维模式，这就是，我们更习惯于对经典著作家已有的结论作一些阐述、解释和论证；不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材料去验证、发展有关理论，而是从本本出发，削足适履地把事实材料纳入既有的模式，“圣人偶及此，不敢离分毫”；甚至对某些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也还是蹈故袭旧，一味因循。为了我国原始社会史学的发展，跳出传统思维模式，提倡理论创新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下文仅就氏族产生的机制问题对此点略加申说。
    氏族制度产生的机制，是原始社会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同族外婚的起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当族外婚制形成时，原始公社（或我们国内所谓的血缘家庭）才转变为氏族组织。对于这个理论问题，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沿用了恩格斯和摩尔根的成说。苏联学者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例如，在他们编写的《世界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关于族外婚的起源，作者列举了七种较有代表性的假设：1.起源于“好战的野蛮人”弃绝女婴的习俗（麦克伦南）；2.对近亲间性关系的“本能避免”（达尔文等）；3.男子远出狩猎，经常与本群团的女子分离而与他群女子邂逅野合（R.S.布里福等）；4.对本群团妇女破贞和月经期流血的恐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禁忌（E.杜尔干）；5.力图避免近亲婚配所带来的生物学上的不良后果（摩尔根等）；6.力求克服原始公社本身的闭锁性，与相邻公社建立经济交往（A.M.佐洛塔廖夫、CA.托卡列夫）；7.调节原始集体内部的经济生活，消除因性嫉妒造成的无休止冲突所带来的危害和威胁（М。Л。扎科夫、Ю。И谢苗诺夫等）。作者在分析了这些理论各自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和不足之处后指出：人们往往力图寻找一种独一无二的理由充足的解释，而实际上，不同的原始集团中向外婚制转变的机制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无论采取哪一种或几种途径，外婚制的形成都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是长期的自发过程。（13）我们认为，苏联学者虽然没有最终解决族外婚的起源问题，但他们的见解是富于启发性的，因为历史发展过程表现为多样性和同一性的有机统一；我们的研究则往往过多地着眼于同一性而忽略其多样性的一面，从而把问题简单化了。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关于群婚向对偶婚、母系制向父系制、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等，都是需要在恩格斯和摩尔根已有解释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科学的本性要求人们永无止境地进行探索。认为对于某一问题的认识在哪一位先哲那里已经完成的观点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格格不入的。我们需要消除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给原始社会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提倡探索精神。
    林耀华教授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把我们带到了当时国内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前沿，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当我们充分肯定它的里程碑式的贡献时，切莫忘记自己继续探索的使命。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