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提出尖锐批判，其中之一就是批判那种把社会阶段看成是简单的经济关系的线性运动的观点。他写道：
    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似应译为“非人情味的理性”——引者）。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着重点为引者所加）⑥。
    后来，马克思在《序言》中概括他的唯物史观基本要点时，也是从社会发展类型的角度排列出几种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⑦。此种排列顺序的逻辑根据是：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尚保存土地公有制，因而与原始公社制最接近，而封建生产方式则在欧洲直接演变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较之古代的即奴隶制生产方式更为解放生产力。这样，把马克思当时所知道的几种社会形态即生产方式按其发展的高低水平排列，就形成《序言》中那个大致的序列。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演进序列循序上升。
    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的著作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有马克思的论述为据。例如，在原始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模式（原译‘形式’，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又如，向阶级社会过渡：“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象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再如，“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⑧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从原始社会转向文明，经历各种不同途径：在南欧产生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在此以北的日耳曼人则发展起一种部落型的社会；在亚洲的原始公社既未导致奴隶制，也未导致封建制，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亚细亚模式。就是亚细亚社会也不是一模一样，中国与印度就大不相同。尽管当时对亚洲社会的不同模式认识得很不够，但马克思从未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混为一谈。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马克思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资本论》中历史地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⑨。为此，他后来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⑩，并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1）。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古代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之后，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但其结果却完全不同：“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12）。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人类历史单线发展的构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道：
    明确地说，原始公社制度的发展有三条或四条线路，各自代表一种在它内部已经存在或隐含于其中的社会劳动分工形式，它们是：东方形式、古代形式、日耳曼形式（尽管马克思没有说明关系到某一民族）和斯拉夫形式，后者的提法有些晦涩，以后就没有进一步讨论，不过它与东方形式有密切关系。……马克思在1845—1846年制定的模式，仅仅略微涉及这一问题，尽管如前所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纪录。不过在1857—1858年之际，这种讨论是相当先进的。（13）
    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大致说来，世界各民族脱离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始社会以后，发展趋势各异，但其共同的特点是：低下的农业或畜牧业生产力与人力技术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并只能产生很粗的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只能建立单个的小生产或大地产制下的小生产，只能形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形态，也只能产生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融为一体的统治体制。除了西欧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发展的起伏变化最大，可以清理出从原始公社经奴隶制、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的典型的线性发展序列之外，具他各大洲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伏变化不大，前进的步伐缓慢。东方历史发展之缓慢以致使马克思甚至也说那里的某些民族几乎是没有历史的社会（这是沿袭黑格尔的观点）。
    对于世界历史从史前的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所遵循的不同途径，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观点，可归并为两种主要方式，列图如下：
    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突破性特征，张氏从文化学角度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我们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转变方式分为两种，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东、非洲、中东、远东、大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束缚的突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