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式的“突破性”发展，将在下节阐述，这里先说西方历史发展的起伏变化问题。历史的梯级式上升运动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也不是按同一顺序或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同时迈向下一梯级的。有的民族也许跨越某一中间梯级，出现一跃而过的突变（如俄国跨越奴隶制阶梯），而个别民族则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如比利牛斯山区民族）。同时历史梯级的上升运动也不是直线式的有进无退，而是有进有退，进进退退，弯弯曲曲，只是在总体上说来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罢了。具体地说，欧洲在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许多地区都导致生产大倒退。在十四、十五世纪的经济亢进之后，又出现十七世纪的危机，向后倒退半个梯级。在西欧向前迈进之时，在东欧出现了农奴制的再版。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导致在美洲的奴隶制的再版。不论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来说，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按通行的说法）早就居世界先列，达到成熟的程度，但却迟迟不能迈向下一个梯级——资本主义，而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都远远低于东亚和西亚的西欧，却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单线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对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最尖锐的挑战是现实的挑战。既然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又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条件，为什么远没有具备这一物质条件的国家首先跃入社会主义？如果历史单线发展论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历史单线发展论就是错误的。
    单线发展论的症结何在？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即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等等。这种单线解释可能与马克思的下述论点有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5）现在看来，这一简单化的概括未必是正确的。
    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例如，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从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都是存在的（如下列图示）。同样，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既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也可以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如此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与某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既定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仅仅建立在一种生产方式之上，而是建立在多种生产方式之上，但其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同时还包括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蓄奴制、封建关系，其它雇佣关系的萌芽，在几种社会形态中都同时存在。绝不是一种生产形式结束之后才代之以另一种形式。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每种社会形态都具有三个向度：第一，这一社会结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性；第二，这一社会结构在特定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性（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变异的类型）；第三，这一社会结构在同时代世界环境（即社会外环境）中所占的位置，即在同一历史时代并存的不同社会系统间的横向联系。这样，对于任何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分析，就应该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这不仅是打破社会形态史观的单线发展图式，用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认识来代替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认识，改变思维方式的问题，也是对历史宿命论与自动论的彻底扬弃。
    过去学术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解非常狭窄，近年的研究已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大成为两个系统。马克思从来都不孤立地讲生产力因素或生产关系因素，而总是讲“生产力的总和”与“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现实社会生活中根本没有纯粹的生产关系存在，“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6），而且生产关系总是融合在总的社会关系中起作用。这样，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比生产力系统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再扩而大之，加上上层建筑的诸系统，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社会的文明系统。马克思写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7）因此，即使同一经济形态的社会也存在千差万别，有许多中介、过渡、变异的形式。
    受众多因素影响与支配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不平衡规律。对于这一特点，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曼德尔写道：“除了直线式进步外，还有跳跃式进步。经济发展可能引向死胡同或者引向长达数世纪的停滞。例如，由于过分适应一个具体环境的缘故，东南亚农业民族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正在进步的社会以外（从平均劳动生产率来看），还有正在显著地退化的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便不是辩证的了。”（18）
    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从采集野果的原始社会，直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直线进步的发展。在采集野果、狩猎和捕鱼阶段达到了生产力发展最高程度的民族，不论是爱斯基摩人还是美洲西北岸的印第安人，都没有发明农业。农业最初是在阿比西尼亚、阿纳托利亚、阿富汗、外高加索和印度西北部水源丰富的河谷地区出现的。但是，产生于水利灌溉的文明却并非起源于这些地方的农业。农业文明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达到最先进的阶段。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并不是在这些国家，而是在希腊、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欧洲（意大利和弗朗德斯）导致了小商品生产范围内最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关于小商品生产发展到工业革命，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还得往北移，移到英国。然而，从手工业和商业来看，这个国家却是长期落后的，直到十七世纪，仍远非世界上或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还有，资本主义首先被推翻的不是在英国，也不是在另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在二十世纪初典型落后的俄罗斯。曼德尔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预言：“虽然俄罗斯是在大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国家，但是将来也不是最先在俄国看到一个完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看到阶级、商品、货币和国家的消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