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力发展是各文明发展阶段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本动因，而生产力诸因素的配置是能动的，其中技术力的增长是最活跃的因素。新生产力的大发展一般都通过革命性的变革：古代的冶金革命，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农业革命（英国）和商业革命，近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迄今文明阶梯升进的重要标志。
    （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发展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基础。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包括各种过渡形态和变异形态（例如殖民奴役制）。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影响最大，它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殖民体系）与发展方式的变化（依附性发展）。
    （四）政治结构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更大的多样性，它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整个农业文明发展阶段内的进步都相当缓慢，只有进入工业文明才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社会的自治性与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的发展。
    （五）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
    （六）人类从原始文明向发达工业文明演进的总趋势是：1.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由简单趋于复杂；2.各民族对自然力的支配由被动适应趋于主动支配，从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趋于缩小，人类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趋于扩大；3.在每个社会系统中，社会由一元趋于多元；4.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从多元趋于一元，农业文明是地方性的，工业文明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第一次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一致趋势；5.归根结底，生产力愈发展，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愈雄厚，经济因素的能动作用愈大，人的能动作用也愈大，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步伐就愈是加快。
    根据这些观点，可以设计出世界通史的新的写作架构。这个架构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发展进程；也打破了长期流行的以十六世纪作为现代世界史（这里“现代”一词按西方含义）的分界线，使之后移到十九世纪。在新的架构下，人类的整体演进的宏观图式是通过历史的复杂多样性显示出来的。
    最后想顺便指出，当前在重新研究五种生产方式论的讨论中，有人提出用所谓三大社会形态的新说来代替五种生产方式论。论者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找出一段话作为依据，试图构筑一个三大社会形态论（25）。社会形态共有几种？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研究。但是我认为引用马克思的《手稿》来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帮倒忙。首先，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从对历史和社会过程的具体分析入手，仍然是从语录引出理论的方法，何况引证的是马克思没有发表的支言片语。其次，马克思在《手稿》的这一段论述根本不是要讨论有关历史或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问题，而是论述到交换活动的社会性顺便提到人的依赖关系的转化：最初是完全自然发生的关系，后来是依赖于物的关系，而理想的状态应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整个陈述是不甚明确的，从而这三大关系应如何对应于现实历史发展的经济形态，更是含混不清。再次，这段论述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的基本理论，而抽象地谈“人的生产能力”。我认为抛弃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用任何别的标准来构筑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倒退，而不是前进。三大社会形态论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简单化，无助于解决非常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问题。
    这使我想起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梅洛蒂批评别人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们找到一段马克思著名的话作为论据，就不但把不正确的图式扔掉，而且扔掉了所有的图式。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并非反对图式的实际用途，而只是反对笼统地应用它们，或换句话说，反对把一种图式用作思想禁锢或一套教条主义的先验原则。当然，使用错误的图式或者错误地、教条主义地使用正确的图式，还不如没有任何图式。”（26）
    注释：
    ①《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9页。
    ②转引自拉德尔：《马克思的历史观》，纽约1979年版，第129页。
    ③《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5页。
    ④《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432、45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9—268页。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