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必须指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等的理论分析，都是集中在经济层面研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看，这是最重要的层面），但即便为了深入地阐述经济层面的发展而不陷入片面性，单靠经济层面的孤立分析也是不够的。迄今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因此，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绝不可忽视。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在原始社会，如何使用土地和作物的种植与分配，不是纯经济活动，而是服务于宗教观念和社会目的。原始的物品交换中甚至带有艺术的色彩。这里特别要提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东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帕森斯等人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提出的系统动态解释。这些研究所选择的新角度，无疑拓宽了构筑更加严密的历史发展理论的思路的广度和深度。
    历史发展表明，愈是远离现代的时代，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愈单一化，即各种社会功能分化的程度愈低。在原始社会里的生产与家庭是密切结合的，宗教与政治是合为一体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神权政治）是凌驾于经济权力之上的。在那个时代，亲缘关系、宗教观念、首领人物对人类共同体的作用远远超过后来的时代，从而非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经济因素的，尽管物质生产方式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举一个例子，古代中美地区的玛雅文化与南美安第斯山地区的印卡文化，都同处于与东半球隔绝的状态，拥有大致相同的生态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似，生产关系的基本模式也相差无几，但这两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却有很大不同。在相当原始的生产力条件下，玛雅人的天文历算与文字系统为古代美洲之奇葩，而政治结构却非常落后。而印卡人在缺乏文字与铁器这些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条件下，建立了广阔的大“帝国”和秩序井然的政治结构、分配制度与交通网。这一对比说明，仅仅用简单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分析概念，是很难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模式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一再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对历史起作用。现在看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观点，对某些历史时代是适应的，但不适用于一切时代。更加辩证地科学地来考察各种因素的历史合力，则“作用与反作用”的公式显然是过于机械。当整个社会机体运转起来之后，就形成为互动作用体系，而不是单向作用体系。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随着经济权力脱离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并逐渐凌驾于其上而日益显露出来的。愈是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愈大。到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机制较之前资本主义时代有重大变化。经济因素在今天甚至是独立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如果认为有史以来，不论任何时代，经济因素（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都是按同一公式、同一配方运转，那就把人类历史进程想象为完全的“自然历史过程”，简直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推导了。我们主张“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22），也赞同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计量化，但不赞同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等同的机械类比的研究方法。
    三、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
    现实的生产力系统构成一切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并为变革提供了发展的客观可容量。生产关系系统则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23）。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但是，“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2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一般理解为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的最简明的综合概念。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可归结为生产方式发展观。它的发展包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方式、技术方式及经营方式等诸方面。在历史地考察某种生产方式时，必须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去进行考察。生产关系包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等诸方面，它对既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图1）。而流行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按斯大林的解释， 完全按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发展顺序的。这样，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轴就被完全颠倒了（如图2）。
    以上两个图式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按图2， 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衡量的，这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重大影响。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认为优于资本主义，就引申出社会主义国家已进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一革命的公式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超越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解决了俄国革命在理论上面临的难题。先进的生产力是很难一跃而就的，而按阶级斗争动力说的观点，先进的生产关系却是可能通过革命手段迅速达到的。但这样一来，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一变而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不是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反之，要使生产力的发展跟上生产关系。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把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这样，往往为唯意志论代替历史唯物论大开方便之门。
    由此可见，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框架，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大阶段中与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相关联系。
    迄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其出现的顺序是：（一）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二）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三）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最一般的大阶段：前农业时代即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有重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每一种生产力形态在不同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总的来说都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例如农业生产力最早有原始农业这种萌芽形式，工业生产力则最早有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这样的萌芽形式，等等。新性质的生产力的演进速度超过旧的生产力，而且愈是接近现代，愈是加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