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一、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在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发端，而1807年的斯泰因改革则标志着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变革的全面突破和决定性阶段（1807-1848年）的开始。十八世纪末局部的农业改革，虽然大体上很少有超出封建立法的范畴，但是，立法的前提和后果，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大的时代潮流直接相连，而且后期立法已经包含了赎买封建义务--这一普鲁士道路的最基本特征。与此相联的是，在1807年以前，以日益明显的雇佣劳动为特征的一种大的经营性农业，即资本主义的或很接近资本义的庄园经济，事实上已经存在。据估计，这时已有10％的庄园掌资握在资产阶级手中。（19） 1807年的农业立法，使当时已存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合法化，并通过直接变革生产关系，使之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和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如果将1807年作为普鲁士道路的开始，就抹煞了十八世纪末农业立法与斯泰因农业改革之间的联系，也不能解释1807年以前资本主义农业已局部存在这一历史事实。
    二、那种认为斯泰因改革是普鲁士道路开端的观点，强调只有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普鲁士才开始农业的资本主义变革，这种看法忽视了经济力量，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对于普鲁士资本主义变革的长期的、深远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基础，法国革命对德国才得以发挥作用，近代普鲁士--德国历史，都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这两件大事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主要通过拿破仑对德国的统治，直接造成德国（尤其是普鲁士）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而英国工业革命则对普鲁士--德国起着更早的，持续而又深刻的影响，德国的贵族资产阶级，更乐意以“保守”的资产阶级英国作为他们效法的样板，而且，上述观点强调革命和变革的总体作用，忽视了局部质变的作用，而这种局部质变（包括较大规模的局部质变）渐渐构成整个社会的质变，却正是普鲁士--德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之一。
    三、那种将斯泰因农业改革简单地看作十八世纪国有土地的改革在私人领地上的继续和完成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观点重视缓慢的进化，低估革命性变革的作用，显然夸大了十八世纪普鲁士君主干预农业的作用，而抹煞了斯泰因改革与十八世纪农业立法的质的区别，贬低了斯泰因改革的巨大历史意义。这次改革是普鲁士历史上一次特殊类型的（是否可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次革命导致了普鲁士以后100年历史的发展，而农业的变革过程则构成整个变革的基础过程。
    二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的失败，以及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使拿破仑的霸权达到顶峰，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处于严重的危机和崩溃之中。资本主义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只是主观上缺少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但是，这时已有一股社会力量，他们坚决主张在普鲁士实行资本主义变革，在当时允许的条件下，显然他们只能走一条较温和的道路。这股势力被称为改革派，有官员、军官、庄园主，按阶级成份来说，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成员，其中主要人物都来自德意志其他各邦，围绕在斯泰因和香霍斯特周围，开始了在普鲁士--德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斯泰因--哈登堡改革（1807-1820／21年）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德国史学，从梅林直到现代，都给斯泰因以相当高的历史评价，对哈登堡的评价相对来说则远远不如；相反有些德国学者认为，哈登堡作为一个外交家和现实的政治家，大大地胜过斯泰因（20）。对斯泰因的农业立法（1807-1808年）和哈登堡的农业立法（1811-1821年，1815年复辟后农业立法并未停止）的评价，历来就不一致，近年来更有一些新的说法。民主德国有些学者认为，应具体分析历史，纠正以前流传很广的对哈登堡的低估。他们认为，斯泰因是易北河以东地区劳役庄园制法规的反对者，但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他的立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斯泰因想达到社会生活的人道化，而不是完全消灭封建生产关系及其法律，斯泰因的农业立法，只标志着改革的“封建的人道主义阶段”。而哈登堡1811-1821的立法，才更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才是改革的“资本主义阶段”（21）。这些观点，笔者基本上不能同意。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讨论对斯泰因和哈登堡的全面评价，仅就斯泰因和哈登堡农业立法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作些分析。
    斯泰因的农业立法，包括著名的十月敕令和1807-1808年的几项补充法令。
    十月敕令是整个改革的第一项法令，1807年10月9日颁布。全称是：“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这项敕令宣布了“地产自由”和“农民解放”。它废除了土地买卖的封建限制，允许市民和农民获得骑士庄园，容克也可以扩大其地产，或迁入城市从事工业，敕令禁止创设新的人身隶属关系，对于已有的农奴制，一律完全予以废除。“在朕之全国境内，自1810年圣马丁节（即11月11日--笔者）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在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人，如在朕之各省国有土地上已的情况那样……”（22）
    “1810年圣马丁节之后，只有自由人”这句名言，使普鲁士国家在反拿破仑战争的命运攸关的问题上，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农奴制的废除，直接为1813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