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农业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农业改命对于全体农民来说，意味着部分地“剥夺劳动者”。虽然不同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那样完全驱逐农民，但为“赔偿”容克的“损失”，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民付出了大量土地，金钱和谷物，已如上述。对于众多的小农和其他低层农民，“经济自由”更意味着失去财产，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变为容克和富农的雇工，据1858年的统计，农村的仆役、婢女，小厮共有七十四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短工和农业工人有六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人，这部分完全沦为无产者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27.5％。另外，土地在五摩尔根以下的低层农民，1855年为二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六户（42），属农村半无产者，他们实际上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第二，农业改革没有完全地剥夺农民。随着封建桎梏的逐步消失，分配公地，垦殖荒地及其他渠道的土地流通，农民的田庄大体上得到维持或发展。
    使人惊讶的是，农业改革过程中有两个彼此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农民（主要是小农）破产，沦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小农，小农总数显著增加。他们一般没有牲畜，土地约为十五至二十摩尔根。小农增加的原因很复杂，如公地分配后产生大量新的小农；容克为保持劳动力，将较差的土地卖给小农；农民世袭土地的遗产分配和土地买卖等等（43）。由于土地收入一般不够绝持生活，小农多半从事副业（如家庭纺织），或常去容克、富农处做短工。
    在统计资料中，被称为有牛马的农民（即富农以及少部分中农），一般系指拥有三十至三百摩尔根土地，有二匹马或三头牛以上的农户，这样的农民田庄，数目与改革前不相上下，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在农业中仍占相当比重。据统计，1851年普鲁士庄园主占有土地共计二千四百九十五万零六百五十四摩尔根，1858年还有增加；而在1858-60年，有牛马农民所占土地的总数（不包括莱茵兰和斯特拉尔松），高于庄园土地的数量。考虑到这一统计资料不仅包括东部各省，也包括了威斯特发仑这样自由农民田庄较发达的省份，故农民土地数量偏高，但是，根据统计图表，即使不计算威斯特发仑，东部各省的农民田庄土地仍占较高的比例。（44）由此可见，富农经济和部分中农的经济仍然构成普鲁士资本主义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60年代农业资本主义化行将结束之际，资本主义庄园经济和富农经济在农业中已占绝对优势。
    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化，以自上而下的立法为基础，赎买封建义务为主要特征，经历了曲折漫长的100年之久， 最后确立了以大农业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
    19世纪上半期，普鲁士农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景象，但是，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化促进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一条最为清晰的线索。农业改革使自由的雇佣劳动取代了那以政治、法律保障着的强迫劳役，农产品，劳动力基本上已变为商品，不是以强制的宗法关系，而是以纯粹的经济利益来调动和促进生产，就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可能。同时，改革取消了混合地块，分配公地，调整土地，这就为合理经营，推广轮作制，集约化农业以及后来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前提，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真正的提高。从总的情况来看，1800-1816年，农业处于停滞的状态，主要因战争的破坏，大陆封锁的影响以及农业立法实际上很少贯彻。1816-1821╱25年，农业生产率明显提高，1819-1824年，收成特别好，与这段时间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农业的合理经营密切有关，自二十年代后，在当代人的文献中，报导农业经济体制的改善，新的耕作方法，调整和土地分开后的农业进步，以及庄园和农民田庄的发展等，比比皆是。即使在1825年的危机时期，多数庄园主也能及时转向羊毛生产，度过危难， 显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灵活的适应性。三十年代以后，生产持续上升。从整个德国来看，1800╱10-1851╱55年，农业生产翻了一番；1800-1900年，农业生产增长3.5倍，其中畜牧业增长更快。（45）显然，在德国工业近代化之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占有优势的地位，它必然对德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起着多方面的相互影响和促进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一方面造成进步，另一方面造成痛苦。普鲁士农业人口的3╱4的多数，就为这进步承担着新生的痛苦。 全体农民首先承担了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多数中农和小农没有竞争能力，他们得不到国家贷款的支持，却要负担高额赋税；他们不仅还受到经济方面封建残余的剥削，还受到容克在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统治；许多小农生活无望，农业工人的生活随着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改变和物价的波动而涨落。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农业经济的近代化，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农民的生活不是恶化，而是得到改善，这一点，从十九世纪上半期，普鲁士人口的平寿命的延长，以及出生率的增加的统计数字（46），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至于农业的“普鲁士道路”，在政治上保留了容克的统治，同时保留了容克军事上、社会上的特权，使得在斯泰因农业改革的一百年后，容克仍然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排他性阶层在德国起着决定作用，这方面的深远影响，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此文中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