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敕令标志着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在此之前，封建法规将人们固定下来，贵族，市民、农奴均严格加以区分，世代承袭其既定地位；地产不能随便买卖，例如三十年战争中资产者购买了一些庄园，后来所有权都被取缔；各个等级居住地点亦有规定，不得随意迁徒。封建社会就在这种种住僵死的状态中持续着。十月敕令允许各种地产所有权自由流动；贵族、市民、农民选择职业的等级限制被废止；一切农奴制人身隶属概行取消，全体居民变为国家的直接公民；容克的中间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农民获得人身自由，有离开庄园的权利，不需要领主允许即可结婚。强制的仆婢劳役也取消了。这就在法律上确认了封建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化，是封建生产关系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的步骤。十月敕令和其他改革法令，结束了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进化”，普鲁士近代社会质变的长过程，以及它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已经开始。
    当然，十月敕令以及1807-1808年的一些补充农业法令还带有封建性，保留着封建残余。第一，十月敕令最后指出：“但是，对他们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以自由人身份由于占有土地或者由于特定的契约而负担的义务继续有效”。（23）即是说，土地仍属庄园主所有，农民在法律意义上作为“自由人”，但在容克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由于容克具有最高的土地所有权，为此仍然要承担劳役和租税。第二，容克仍保留着领主裁判权和警察权，后来，斯泰因曾计划废除贵族的免税权和领主裁判权，而受到容克的极端仇视。第三，除了上述经济上，政治上重要的封建特权得以保留。这些新法令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地产自由”的名义，实际上允许容克将以前由农民使用的土地重新收回以扩大自己的庄园，因此，在事实上造成新的“排除农民”。当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允许容克收回土地，有的地方则禁止。第四，1808年2月14日的补充法令，对容克收回农民土地加以限制， 规定：容克庄园主必须将他所收回的土地的1/2，用于兴建富农田庄，容克可以购买这类田庄，同时将另1/2土地并入庄园，使用无地的短工耕作。（24） 这项法令是由一度被称为“激进的资产者”的特·雪恩（著名的容克自由派）起草的：一方面体现了改革派响往英国模式的合理经营的大农业。但否认了世袭永佃农、世袭租地农等对于他们田庄的任何所有权，靠牺牲大批农民的利益来满足容克的利益。第五，即使在条件较好的国有土地农民那里，封建义务也未完全废除。1807年10月28日关于废除全普鲁士国有土地上的世袭人身隶属的法令，确认并重申，“自1808年6月1日起，在朕之全部国有土地上，完全不得有人身依附，农奴制，世袭人身隶属，或者庄园义务”，那些由此直接产生的义务也应随之予以废止，“但是，不言而喻的是，由于占有地产或由于契约产生的由货币租、或实物租构成的那些义务，均不得因此免除或废止。”（25）只有斯泰因争得的1808年7月27日法令，由国王命令，对东、西普鲁士省的全部国有土地上四万七千农户，将他们移住的地产，作为自由财产无偿赋予他们（26）。1808年国有土地上3/4的封建义务已被解除，尚保留1/4义务，最后由于1821年7月7日法令，国有土地农民的赎买义务，才完全结束。
    斯泰因农业立法还带有封建性，是不足为奇的。首先，斯泰因出生于拿骚一个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帝国骑士家庭，他在受英国影响很深的格丁根大学学习，并曾去英国考察，他的思想一方面带有旧的贵族意识，同时又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相结合，他是改革派中强有力的人物和不知疲倦的战士，他的思想无论积极或消极方面当然都给改革打上烙印，而且改革法令是由贵族自由派为主的专家起草的，必然反映容克的某些利益。其次，斯泰因面临着反动容克的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再者，1807年，普鲁士国家处在频临崩溃之际，斯泰因在国家的生死关头临危受命，改革仓促上马，没有充分考虑的余地，十月敕令就是急忙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因此很难求全责备。此外，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在新旧交替之际，刚从封建社会母体中脱胎而出的斯泰因立法，要有一个不带封建残余的完全的新质，显然是不可能的，总之，无论如何，斯泰因及其同志作为普鲁士乃至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相当高度的评价。
    十月敕令颁布以后，遭到容克的暴烈反抗，他们的名言：“宁愿再吃三次奥布斯泰特的败仗，也不愿意要十月敕令”，说明他们将一已的阶级私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西里西亚的乡村信用社主席冯·克劳斯说：人们对此新法令很不喜爱，“正如让一个无辜挨打的男孩，去吻那条刚刚打他的棍子那样。”（27）容克企图拖延敕令的实施，或向农民隐瞒这个敕令。另一方面，农民也奋起反抗了。1807年夏和1808年，普鲁士各地农民拒绝服劳役层出不穷。1810年，1811年西里西亚农民的起义影响很大，1810年7月，在格林兹伯爵领地， 五十二个村社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农民表示不再愿意为地主服劳役，因为地主不遵守法律。1811年2月拉蒂波尔县的特维屈考村开始起义，最后约有二百个村镇参加，起义蔓延的范围很广，以致奥地利的军队在沿西里西亚的边境设置了一条警戒线，以阻止起义的蔓延。（28）
    在农民起义的背景下，以及希望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准备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将改革继续进行，1810年起担任首相的哈登堡，颁布了1811年9月14 日的调整敕令，全称是：“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敕令”。此敕令与1816年5 月29日的公告，以及其他一些法令，构成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应该与斯泰因的农业立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斯泰因农业立法的继续，虽然带有更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确实以更有利于容克的方式贯彻施行。因此，自1816年后，容克不再激烈反对改革，更着眼于从改革中攫取更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