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工具（铜器和青铜器）的使用，帆船、轮车、历法、文字等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即英国考古学家G·柴尔德为之命名的“城市革命”， 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获得新质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大为改进，掌握了“农时”即农业生产的主要规律，特别是文字的创造使人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传递信息，这种种发明、发现、创造的积累使人类的劳动不仅可以养活劳动者本身，而且有可能提供剩余生产物。它推动人类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创造了青铜器文明和铁器文明。《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我们是不该盲从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是以使用金属手工工具（大致以公元前1000年为界，在此以前是青铜器，在此以后的三四百年间，因地区不同，铁器逐步代替了青铜器）为主、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仅个别时代、个别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较高。在《再评》中，我引用过L·S·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话。他说：“十八世纪，人类实际上还过着同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同样方式的生活，人们使用和过去同样的材料盖房，同样的牲畜驮入载物，同样的帆和浆推进船只，同样的织品裁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把照明。”这实际上就是说，在产业革命以前5000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物质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这5000年间，生产力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认为奴隶社会同封建社会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别虽不如封建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别那样大，但差别仍然是存在的。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不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性质”、“生产力状况”。“生产力水平”是量的概念，“生产力性质”、“生产力状况”虽可以认为是质的概念，但内涵模糊，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则是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的概念。既云“阶段”，当然就包括一定的跨度，一定的差距，不是指同一水平。在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生产力水平当然要超过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水平。在中国，唐代的水平当然超越汉代，明的嘉靖、万历当然要超越唐的开元、天宝。不过这种差别，仍然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从生产工具来说，仍然是属于使用金属手工工具为主的阶段。只有在产业革命以后，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问：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我看这一原则未必能够成立。我们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就发展序列来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无可否认，它们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所以，封建社会同奴隶社会即使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差别不大，但似乎不能因此否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封建社会出于奴隶社会、高于奴隶社会。
    答：我估计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产关系要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只是理论上的概括与抽象，不能简单地来理解，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其实，每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其发展初期，都会带有旧社会经济形态的种种“残余”，生产力水平比之后者不一定有太大的悬殊。新的生产关系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途，不可能很快就达到新的高峰，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生产力才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往往使这种对比复杂化。譬如，西欧、特别是英国在封建主义尚未发展成熟时（同东方封建主义对比而言），由于内外种种有利条件的配合，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未必超过东方，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封建文明高度发展的古国。当时的中西贸易，中国经常有巨额出超。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自此以后，东西方的差距才逐步明显地拉开了。同样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要完全摆脱落后状态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加之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封建主义的历史包袱都相当沉重。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否定商品经济，排斥价值规律，以高度集中统一的方式建立并发展有计划的产品经济，犯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同在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中大踏步前进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甚至同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进一步扩大了。
    总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严重失调，况且比之资本主义这匹老马，社会主义还是一匹幼驹，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严峻的现实，虽然令人很不愉快，但毕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