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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新论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外国问题研究》 沈仁安 参加讨论

明治维新是带有日本民族和历史特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而且对近代世界历史尤其是亚洲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明治维新的见解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我认为,要正确认识明治维新,必须搞清楚三个问题:一、社会历史背景;二、曲折的倒幕过程;三、明治政府的改革。下面分别就这三个问题概述其要点,以供读者思索。
    社会历史背景
    幕藩体制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仍然处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幕藩体制社会。幕藩体制不仅指幕府和藩(大名的领地和机构)这种政治统治形式,而且也指德川时代的经济、社会制度。幕藩体制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将军拥有最高所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德川时代土地是武士阶级的财产,直接生产者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全国土地换算为稻米产量约2800-3000万石,其中,将军的直辖地占四分之一,约700万石,其余2000万石为二百六、七十家大名的领地。大名的领地大小不一,最大的一百余万石,最小的一万石。将军按照功勋、亲疏等封赏大名以领地,也可以用一纸命令调换、削减以至没收大名的领地。荻生徂徕把这种情况形容为“盆栽花木”。不用说,将军拥有最高所有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以维持和剥削自耕小农为基础的。
    (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德川时代的行政单位是幕(府)一藩一村三级制。幕府是中央集权的,因为将军作为天皇委任的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全国的一切大权,并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对外代表日本。不过幕府并不干涉藩的内政。大名要宣誓效忠将军,遵守武家法度,负担军役等义务,然而在藩内独立行施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军事等权力,是全权的君主。村与幕藩性质不同,是被统治者的组织,但除以村为单位征收年贡、摊派赋役外,藩不过问村的事务,村是一个孤立闭塞的自治单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幕、藩、村三级制,是一种从地域上进行分而治之的制度。
    (三)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德川幕府实行兵农分离、农商分离的政策,使自然的社会分工固定为人为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四民和四民以外的贱民互不通婚、社会地位、住地职业、生活方式以至风俗习惯各有严格规定,不可逾越,形成互相排斥的特定社会集团。各等级内部又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身份差别,尤其武士,按出身贵贱、地位高低、权力大小和俸禄多寡,分为二十几个等级。农民和町人中也有身份差别,农民有百姓身份与非百姓身份的不同,町人有地主(有地有宅)、家主(无地有宅)和借家(无地无宅)的区别。身份等级制是把人分割为不同的集团,进行分而治之。
    (四)闭关自守的锁国制度。这是幕藩体制必然的外延。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正值欧洲殖民势力东渐,触角伸向日本,东亚的重心中国爆发农民起义和明、清交替的动乱时期。幕府在这种形势下决定锁国,不介入国际争纷,防止日本受其影响,这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统一政权来说无疑是明智的。只有切断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把所有日本人封闭在日本列岛这个范围内,幕府的各项分而治之政策才能凑效。因而锁国制度是幕藩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言以蔽之,幕藩体制的本质是:在武士阶级掌握土地垄断权的基础上,把封闭在日本列岛上的每一个人,固定和束缚在某一等级和某一地区,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分而治之。幕藩体制是日本历史上最严密的封建统治制度。而明治维新是在幕藩体制下爆发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它要革除这个已成历史前进赘瘤的幕藩体制,同时不能不受幕藩体制这个客观条件的制约。这就是明治维新之所以带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的根本原因。
    近代化的前提从历史发展的行程说,幕藩体制社会已是晚期封建社会。它的经济基础虽是以米谷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但需要有一定的商品经济作为补充。而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瓦解着自然经济,逐渐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着条件。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德川时代是城市兴起的时代。据日本学者统计,德川时代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城市超过五十个,最大的城市江户超过一百万人,为世界所少见。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由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网联结起来,形成了以三都(江户、京都、大阪)为中心的纵向的全国市场。进而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纵向的全国市场向横向市场结构发展,国内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商人势力的消长。初期豪商由于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而没落了。代之而起的三井、鸿池等新兴特权商人,凭靠领主赋予的特权,结成同业公会,控制了全国市场。他们垄断年贡米和各地特产品的买卖,为大名武士提供贷款而至巨富,经济力量凌驾于武士阶级之上。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分化,又出现了农村商人。他们与寄生于领主财政的特权商人不同,通过贩卖农副产品和高利贷活动,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阶级分化的另一极是存在着大量失去生活手段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世事见闻录》说:“有德者(地主富农)一人,其周围必有穷困百姓二、三十人。”有的日本学者分析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状况,从宏观的角度指出,这时期人均收入的增加、剩余的积累以及人口开始缓慢增长,从总体上为近代化准备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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